沙瑞金视察公安厅后的第二天下午，祁同伟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开的正是那份他在“病休”期间就开始构思、并不断完善修改的《全省公安系统违规参与经商办企业问题初步排查及规范建议》报告。
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透进来，在光洁的红木桌面上投下斑马线似的光影。报告封面上没有任何花哨的装饰，只有朴素的宋体字标题和“内部资料·注意保存”的字样。他逐页翻看着，手指轻轻划过打印纸上的墨字，像是在做最后的检阅，又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前的确认。
这份报告，是他精心准备的一份“投名状”，更是他为自己设定的“新生宣言”。
报告的开篇，没有沿用常见的空话套话，而是直接切入主题，引用了中央近期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以及严禁违规从事营利性活动的相关文件精神，政治站位摆得极正。紧接着，笔锋一转，指出“虽然三令五申，但公安系统作为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其成员（包括在职与离退休人员）违规参与经商办企业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虽属个别，但影响极坏，严重损害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侵蚀党的执政根基。”
他用词极为谨慎，反复强调是“初步排查”、“个别现象”、“苗头性问题”，绝不给人类似“汉东公安系统烂透了”的以偏概全之感。但在具体阐述时，他通过有限的、去标识化的案例，勾勒出了几种隐蔽而典型的模式：
一种是“影子股东”。利用近亲属或信任关系人作为“白手套”，在娱乐场所、安保公司、特种行业（如酒店、典当行）等领域背后持股，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其经营活动提供庇护、扫清障碍。报告中没有点名任何一个具体场所或公司，但描述的运作方式，却让了解内情的人一看便知指向何处。
另一种是“权力变现”。利用公安职权，在项目审批、特种行业许可、车辆检测、消防验收等环节设租寻租，或通过“协调”纠纷、“摆平”事情等方式，为特定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变相参与利益分配。
还有一种是“资源占用”。违规占用公安系统内部资源，如警用车辆、场地、信息数据等，用于个人牟利活动。或者利用警察身份形成的威慑力，从事变相的经营活动。
报告的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这些行为带来的巨大危害。祁同伟在这里展现了出色的政策理论水平和逻辑分析能力。他条分缕析：
一是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规则，形成“警察经济”、“权力经济”，劣币驱逐良币。
二是极易滋生腐败，形成权力与资本的黑色利益链条，是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他巧妙地提到，“个别案例显示，某些经济实体可能利用与公安人员的特殊关系，寻求非法保护，甚至向黑恶性质蜕变”，这几乎是点明了山水集团的模式，却又没有指名道姓。
三是极大损害执法公正性和公安机关形象，一起这样的案例，足以抵消一万次正面宣传，导致警民关系对立，信任流失。
四是腐蚀公安队伍，使个别干警心思不在主业，整天琢磨如何捞钱，甚至被不法分子拉下水，同流合污。
最后一部分，也是重中之重，是“规范建议”。他没有停留在空泛的“加强教育、严肃查处”上，而是提出了几条具体、可操作、且符合中央精神的建议：
第一，开展专项清理整治“回头看”。建议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由省公安厅党委牵头，再次组织全面、细致的自查自纠，鼓励有问题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说明情况，争取宽大处理。他强调“自查从宽、被查从严”的政策导向。
第二，建立健全常态化排查报告机制。将干部及其亲属经商办企业情况纳入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范畴，并建立动态核查机制，与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实现信息共享，进行大数据比对，提高发现能力。
第三，扎紧制度笼子。明确界定公安干警职业行为的“负面清单”，特别是对与执法办案有关联的特种行业，严格规范干警及其亲属的从业限制。探索实行“投资回避”制度。
第四，强化监督问责。整合内部督察、纪检监察力量，畅通外部举报渠道，对发现的问题，无论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形成震慑。同时，落实“一案双查”，对管理不严、监督不力的领导也要问责。
整份报告数据引用谨慎（多用“据不完全统计”、“个别案例显示”等模糊化处理），但逻辑严密，分析透彻，建议务实。它像一把设计精巧的钥匙，既能打开沙瑞金关注的问题之锁，又严格控制着火力范围，绝不会在现阶段就引发不可控的爆炸。它传递的核心信息是：我，祁同伟，看到了问题，有决心和能力去解决它，我愿意在您的领导下，来做这件棘手但必要的事情。
祁同伟合上报告，身体向后靠在宽大的椅背上，闭上眼睛。他知道，递交这份报告，是一次巨大的冒险。这等于向沙瑞金交了底，表明自己深知系统内的积弊，甚至可能暗示自己了解某些更深层的问题。沙瑞金会如何解读？是会欣赏他的坦诚和担当，还是怀疑他这是“丢车保帅”或是“以攻为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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