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之唾弃，失之可惜。这或许就是所有兵团人，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最特殊、最复杂的情愫——在时，抱怨它的苦、它的乱、它的不公；真要失去了，心底又泛起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毕竟，这里埋着他们最宝贵的青春，藏着他们最无奈的挣扎。
虽然丁秋生当初在拟定报告时，关于知青返乡的提议，没能落到文件纸面上，但现实里，早已暗流涌动，大批知青早已开始各显神通，为自己的回城之路铺路。
1974年，正是云南兵团寿终正寝的那一年，知青们的回城潮，也达到了顶峰。大伙儿各有各的门路，各有各的法子：一是林彪事件后，不少被打倒的老干部恢复了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把在云南兵团插队的子女调回身边，这就是当时人人心知肚明，却又没人敢明着说的“走后门”；二是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召开后，病退、困退的政策有所松动，这成了无数没门路知青的救命稻草，不少人靠着病退、困退，顺利逃离了兵团；三是少数女知青，为了回城，只能委屈自己，嫁给外地城市职工，用婚姻换一个回城的资格；四是极少数的幸运儿，靠着“推荐”，考上了大学，彻底跳出了兵团的泥潭。
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通过各种“曲线救国”的方式离开，丁秋生心里既羡慕，又庆幸——还好，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只要病退手续办下来，就能回上海，就能和家人团聚。而随着这些知青的离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终结，也进入了倒计时，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正如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提到的：“大批知识青年返城，是一种长期性冲击。每一次分配，都会点燃知识青年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每一次分配，都在涣散留下者的民心。后者或迟或早总会认识到自己是一场不公平竞争中的弱者，因为决定一个青年能否被选拔（换言之，能否回城就业）的主要因素，首先是良好出身和‘后门’的有无，其次才是本人的表现。”
这话，戳中了所有没门路知青的痛处。兵团裁撤，对那些能走“后门”的人来说，不过是加快了离开的步伐；可对丁秋生这样，没背景、没人脉，只能靠自己钻政策空子的知青来说，却意味着生死存亡——一旦手续出问题，他就可能永远被困在这片土地上。
当兵团要撤销的消息，彻底传遍各个团场时，所有没能及时离开的知青，心里都是五味杂陈。一个严峻到令人窒息的问题，摆在十几万云南兵团知青面前：难道，这辈子，就要在这里当一辈子农业工人吗？
哪怕已经在兵团待了好几年，可没有一个知青，真正做好了在这里干一辈子的准备——他们的根在城市，他们的家在城市，这里，从来都不是他们的归宿。
更让这些“困顿”知青心凉的是，兵团撤销前的乱象，早已不堪入目：不少连队的生产，彻底陷入半停顿状态，地里的庄稼没人管，农具扔得满地都是；更有甚者，一些连营出现了严重的“吃喝风”和“哄抢风”，干部们挥霍集体物资，知青们争抢可用的东西，曾经的兵团，彻底变成了一盘散沙。
食堂库房里的大米白面被干部私下分走，连队的铁制农具、木质推车被知青偷偷藏回家，就连田间灌溉的胶管都被人剪成小段私藏，往日规整的营房院落，到处是散落的杂物和废弃物资，满眼破败萧条。
体制的崩塌，让本就不稳定的知青们，变得更加惶恐不安，人人自危。
岁月匆匆，所有的混乱与苦难，似乎都将随着兵团的撤销，慢慢翻篇。
丁秋生的回城之日，也越来越近，他无数次在夜里畅想，等接到回城通知的那一刻，他一定要站在广袤的农场田埂上，放声大笑，把这些年的委屈、辛苦，全都喊出来。
他的枕头底下，一直压着一张皱巴巴的上海老家粮票，边角被反复摩挲得发白，那是他刚来兵团时带在身上的念想，也是他撑过无数个苦日子的寄托。
他本以为，上海的回函已经到手，剩下的手续，不过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只需要耐心等待，就能踏上返程的列车。
可他万万没想到，好事多磨，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再次将他的回城梦，打入谷底。
1975年7月，上海的回函送到师部，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可团里这边，却始终毫无动静，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丁秋生的心，一天天沉下去，从最初的期盼，变成了焦躁，坐立难安，连觉都睡不踏实。
往日里他雷打不动的作息彻底乱了，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睁眼到天亮，白天伏案工作时频频走神，手里的钢笔好几次戳歪了公文字迹，指尖总是莫名发凉、微微发颤。
耐不住性子的丁秋生，再也等不下去了，托了好几层关系，四处打听，才终于摸清了缘由。
原来，师部新上任了一位姓董的女知青副政委，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正是急需立威站稳脚跟的时候，在近期的会上，她当众放了话：“虽然马上要取消了，一些干部就要被分流，但兵团接下来的发展，还需要一大批骨干力量。现在已经提干的知青，已经是国家干部身份，不再享受知识青年的各种优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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