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日深夜，安徽新华印刷厂的铅字车间里，日光灯把整个空间照得亮如白昼，连空气中漂浮的铅灰都看得清清楚楚。
八间相互隔离的制版车间里，十六个身影正跟时间赛跑——八位命题教师和八位资深印刷技师两两搭档，要完成新中国教育史上最关键的一次试卷印制。
三号车间里，日光灯管在潮湿的空气里发出 “嗡嗡” 的轻响，像无数只小蜜蜂在耳边飞。
王家声的眼镜片上凝着一层细密的水雾，他每隔几分钟就掏出口袋里的蓝布手帕擦一擦，不然连试卷上的字都看不清。
旁边的印刷技师周师傅，工装裤膝盖处磨得发亮，泛着油光，腰间挂着的铜制字盘钥匙，随着他弯腰、起身的动作“叮当”作响，像是在打节拍。
“可以开始了。”
省教育厅的监督干部走过来，手里拿着保密柜的钥匙，“咔嗒咔嗒” 转了三圈，铁门打开时发出“吱呀”的声响，听得人牙酸。
王家声接过密封的试题样稿，指尖刚碰到纸张，就闻到一股特别的油墨香——后来他才知道，这是省委办公厅特批的进口油墨，专门用来印高考试卷的。
虽说试题是自己参与拟定的，可真到了排版这一步，王家声还是紧张得手心冒汗。
他扶了扶眼镜，深吸一口气，才把试题样稿在日光灯下缓缓展开。
周师傅早就把铅字盘摆好了，手指悬在密密麻麻的字模上方，眼神专注得像在瞄准猎物。
他的铅字架就像一座微型钢铁森林，26个木格子里，宋体、楷体、仿宋三种字体的铅字码得整整齐齐，连每个字的间距都差不多。
“开始吧。”
带队干部轻轻带上隔音门，车间里顿时只剩下两人的呼吸声和铅字碰撞的轻响。
王家声清了清有些沙哑的嗓子，念道：“一、选择题……”
话音刚落，周师傅的手指就动了起来，在铅字架间飞快游走，比钢琴家弹钢琴还灵活。
每个标点符号都要在几千个反刻的铅字里找，有时候为了一个生僻字，得翻遍十几个字盘。
轮到找“熵”字时，王家声看见周师傅小指上戴着个银顶针，在灯光下闪着光。
周师傅笑着解释：“老排字工都戴这个，防铅中毒。”
等周师傅把排好的版模推过来，王家声又注意到他袖口沾满了铅灰，黑乎乎的，像抹了层墨。“这是我们老排字工的‘职业勋章’。”周师傅拍了拍袖口，满是自豪。
每排完一个版面，周师傅就用打样机印一份初样。第一版校样刚吐出来，王家声就进入了“战斗状态”。
他用“三指定位法”：左手食指按在一行开头，中指标着要查的词，右手捏着红笔，随时准备圈画错误。他把初样看了三遍，连错字、漏字、行间距都不放过。
发现第7题里“CO?”的下标 “?”印得有点浅，周师傅立马从字盘最里面找出个更清晰的 “?”字模，小心翼翼地换了上去。
修改后的版面再印出来，王家声又看了三遍。这次他盯着标点符号不放：“第二题第三个顿号，比标准规格宽了0.5毫米。”
周师傅赶紧从抽屉里掏出标点专用量规，一量，还真是——这个顿号是1958年的旧字模，规格跟现在不一样。
换字模时，周师傅用镊子的动作轻得像在给新生儿穿衣服，生怕把铅字碰坏了。
第三版样稿出来，王家声还是看了三遍。就这么着，每个版面至少排版打样三次，每次打样至少校对三遍，重要的地方甚至要校四五遍才能过。
王家声心里清楚，再过几天，这些试卷就要发到全省考生手里，关系到千万人的命运，半点差错都不能有。
凌晨两点，第三校样的油墨还没干透。王家声用放大镜一点点检查，突然指着第 15 题喊：“周师傅，‘苯环’印成‘笨环’了！”
周师傅的喉结剧烈滚了一下，赶紧转身从保密柜底层拖出化学专用字盘，翻了半天，才找到正确的“苯”字模。
这会儿王家声的腰椎和脖子都僵了，他揉了揉发酸的后颈，抬头一看，窗外的启明星都亮了。
可第八题的反应方程式还得再确认，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化学手册》，对照着看了半天，发现一个电子转移符号的箭头方向偏了一点。
周师傅二话不说，用镊子夹出错误的铅字，重新嵌入正确的符号。
校对无误后，周师傅把确定的版面打出制版用的纸型，再用同样的流程排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
从晚上七点半到第二天清晨五六点，两人熬了一整夜，花了十个小时，才把所有版面的排版校对工作做完。
虽说一夜没合眼，可王家声一点都不觉得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出岔子。
凌晨四点，最后的纸型终于通过验收，接下来是铸版。铸版车间里，通红的铅水在坩埚里翻滚，冒着热气，温度计的水银柱直接顶到了50℃，热得人喘不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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