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深夜，弗罗茨克镇。
北地初秋的寒意已经渗入骨髓，镇上的街道在实施灯火管制的命令下，漆黑一片，只有零星几个必须的岗哨点着昏暗的马灯。风声呜咽，掩盖了许多本应引人警觉的细微声响。
过去六天，第二团的脉搏在平静的表象下，以一种只有内部人员才能感知的节奏加速搏动。
表面上，一切如常：日常巡逻、阵地加固、例行通讯汇报。但在团长瓦伦西亚、参谋长波茨等核心军官的精密掌控下，全团已如同上紧发条、装填弹药的战争机器，悄无声息地进入了“作战状态”。
后勤仓库按照“战前紧急分发”的预案，将尽可能多的油料、弹药、野战口粮和药品，以连为单位秘密配发下去，并进行了伪装和分散储存。
各营连主官在政治副团长维特的指导和作战参谋班德的协助下，以“应对南方军可能渗透”或“防范内部不稳定因素”等为借口，对所属部队进行了谨慎的人员摸排和思想引导，剔除了少数明显不可靠或与阿塔斯及宪兵系统关系过密的军官和士兵，或将其调离关键岗位。
家属区的“临时疏散演习”也以“边境局势紧张，预防敌方炮击”的名义举行过，一些军官和士官的核心家眷已被暗中安排到相对安全、易于集结转移的地点。
情报参谋利文斯顿编织的情报网络全力开动，像最敏感的触角，探听着来自第三兵团司令部、首都、以及邻近友军防区的一切风吹草动。
反馈信息令人不安：首都方面对“布洛克叛逃事件”的追查和内部清洗确有扩大化趋势，矛头隐隐指向非嫡系部队；阿塔斯将军指挥部与特维拉顾问团的联络近期异常频繁；邻近几个同样处境微妙的团级单位似乎也处于一种压抑的观望中，但尚未发现他们有类似举动的明确迹象。
最棘手的问题在于与缓冲区的联络。瓦伦西亚曾寄希望于能提前与工人党武装取得联系，至少传递出投诚意向和大致计划，以便获得接应或协同。但利文斯顿尝试了多条秘密渠道——包括通过黑市商人、与缓冲区有接触的边境走私者、甚至冒险启用了一个埋藏极深的、可能通往特维拉白狼联队外围的间接信息节点——最终都石沉大海，或者反馈回“线路不安全”、“无法确认”的模糊信息。
缓冲区就像一个信息黑洞，尤其是埃尔米拉方向，工人党的反侦察和内部保密措施显然极其严密。
没有可靠的中间人，没有预先约定的信号，贸然发送无线电讯息无异于自曝，还可能被科伦或北方政府的监听站截获。
“消息送不进去。”利文斯顿在最后一次向瓦伦西亚汇报时，声音带着挫败和无奈，“我们像是在对着深渊喊话，不知道对面是否有人，更不知道他们会作何反应。所有尝试建立单向或双向通信的努力，风险都高到无法承受。”
瓦伦西亚看着地图上那片代表缓冲区的灰色区域，以及其中那个小小的、代表埃尔米拉的红点，沉默良久。
这意味着，他们即将进行的这场豪赌，在跨越边境线、踏入缓冲区之前，将没有任何外部接应或承诺。一切都只能靠他们自己。
箭已在弦上，不得不发。全团的秘密动员无法长时间掩盖，宪兵队的监视网虽然被部分干扰和误导，但随时可能察觉到异常。更重要的是，士兵和军官们那被调动起来的、混合着求生欲和变革期望的情绪，如同高压蒸汽，拖延只会导致泄气或爆发。
“按原计划执行。”瓦伦西亚最终下令，声音平静却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我们不能等。清除内部障碍，然后，向缓冲区前进。用我们的行动，去敲开那扇门。”
清除内部障碍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最危险的一步，就是解决驻弗罗茨克镇的宪兵队。这支约一百四十人的队伍名义上负责军纪纠察和内部安全，实则是阿塔斯安插在非嫡系部队中的耳目和枷锁。
他们装备精良，拥有独立的通讯系统和指挥链，直接向兵团司令部和阿塔斯的亲信负责。不除掉他们，第二团任何大规模的异常调动都无法瞒天过海，起事之初就可能被扼杀在摇篮里。
行动计划由参谋长波茨和作战参谋班德亲自制定，力求快、准、狠。时间定在晚上十一点，正是人最困倦、警惕性相对较低的时段。
晚上十点五十分。
五辆披着防雨帆布、车厢经过加固的乌拉尔-4320军用卡车，关闭车灯，仅凭驾驶员微光夜视仪提供的有限视野，沿着弗罗茨克镇边缘一条偏僻的碎石路，缓缓驶向镇子东北角的宪兵队驻地。
宪兵队驻地设在一个废弃的学校里，四周有围墙，门口设有沙袋工事和岗亭。平时驻有约一个排的兵力，其余宪兵分散在镇内各交通节点和团部附近执勤或休息，但夜间大部分会返回驻地。
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坐着这次突击行动的现场指挥官——二营一连连长，卢卡申科上尉。他三十岁出头，眼神冷硬如铁。他身边放着那支加装了PSO-1光学瞄准镜和GP-25榴弹发射器的AK-74M，手指无意识地在冰冷的护木上摩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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