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仅需要将混凝土摊铺均匀、充分压实，更要严格按照杜远图纸上那微妙的、肉眼几乎难以察觉的“路拱”造型（中央略高于两侧，呈舒缓的抛物线形），进行精细的塑形，以确保日后雨水能迅速流向两侧的排水沟。
杜远虽不常至现场，但每次亲临，总能引发一阵小小的骚动与期待。他会敏锐地指出施工中的问题：
“这边！这边混凝土快要初凝了，动作再快些，趁它还没‘死性’（指失去流动性），赶紧刮平压实！”“边角旮旯，木槌多敲打几遍，把里面的气泡都给我‘赶’出来！
不然等路干了，这里就是弱点，雨水一泡，车马一压，必定先从这里破损！”
他的指点往往言简意赅，却能直指要害，让那些最初面对这新奇“泥浆”有些手足无措、仅凭经验摸索的老匠人们茅塞顿开。
心中对这位年轻得过分、却仿佛无所不知的杜侍郎，更是平添了十二分的敬佩。
就在新浇筑的水泥路面进入至关重要的“养护期”（杜远严令，路面必须覆盖厚厚稻草保温保湿，并派专人定期洒水。
养护期不得少于整整一个月，以确保强度）时，长孙冲负责的“软件”与配套设施建设，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同步推进。
他指挥着属吏与工匠，沿着新路两侧的边缘，用烧制规整的青砖和石灰砂浆，砌筑起深浅、宽窄统一的排水明沟，沟底预留了顺畅的坡度。
在规划中的各个十字路口、丁字路口以及桥梁的连接处，那些预先埋设好的、深达数尺的巨石基础或深埋木桩之上，开始树立起一根根打磨光滑的石制立柱或是粗壮笔直的坚固木柱。
长孙冲亲自拿着杜远设计的、图文并茂的标识牌制作草案——比如用醒目朱漆描绘的、硕大的“停”字八角形木牌，指示不同方向的黑漆箭头牌。
以及写着“缓行”、“重车禁行”等字样的警示牌——在现场督促工匠们小心安装、反复校正，确保其牢固、醒目、方位准确。
这些前所未见、色彩分明、意义明确的标识，立刻成为了长安城内最新的“奇观”，引来了无数市民的驻足围观和热烈议论。
“快看那红艳艳的牌子，上面画了个啥？像个‘停’字？”
“听官差说，以后甭管骑马坐车，到了这牌子跟前，哪怕路上空空荡荡，也得停稳当了，左右看清楚了才能走！”
“啧啧，这规矩真是新鲜！难不成以后在这长安城里走路，也得先学会认这些牌子？”
“瞧着倒是挺清楚明白，要是真能按这牌子来，兴许以后街上车马就没那么乱了？”
围观的人群中，有满脸困惑的老者，有好奇兴奋的孩童，也有若有所思的商人。
议论声里，充满了对未知事物的疑惑与好奇，但也隐隐透露出，对于一种更清晰、更安全、更有秩序的公共空间的朦胧期待。
长孙冲往往会适时地派出伶牙俐齿的属吏，拿着简易的示意图，向围观的百姓耐心解释这些标识的具体含义、作用以及将来必须遵守的规定。
无形中提前进行了一场生动而必要的“普法”宣传与舆论引导。
回顾这条试点道路从无到有的整个建设过程，杜远、李泰、房遗爱、长孙冲这四位因缘际会组成的核心班底，展现出了远超预期的默契、效率与互补性，堪称绝佳的“黄金组合”。
魏王李泰，以其亲王之尊和总领“车同轨”国策的崇高地位，稳坐中枢，总揽全局。
他如同擎天之柱，负责与朝廷各部，如户部（钱粮）、兵部（偶尔需调用辅兵）、将作监（技术支持）等进行高层协调，化解来自朝堂的潜在阻力与掣肘。
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面威力无穷的“虎头牌”，足以让大多数宵小之徒望而却步。
更难得的是，他并非只挂虚名，而是带着一群精干的书记官，详细记录着从勘测、预算、到施工每一个环节的工艺流程、物料消耗、人力配置、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声称要以此为基础，编纂一部详尽的《大唐官道修筑规制》，为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标准化筑路，积累下无比宝贵的、第一手的实践经验。
房遗爱，则是当之无愧的现场总指挥，工程一线的“定海神针”。
他经验丰富，既懂得工程技术要点，更深谙管理民夫工匠之道，能镇住场面，更能与底层劳动者打成一片。
他全天候钉在工地上，确保数千人的队伍能严格按照杜远的图纸施工，工程进度分毫不差，工程质量坚实可靠。
他那股不怕苦、不怕累、凡事亲力亲为的实干劲儿，以及处理突发小问题时的果断利落，是这条道路得以顺利、高效推进的最坚实保障。
长孙冲，则完美地承担起了“规则守护者”与“对外协调官”的角色，其缜密的心思与日渐老辣的手段，令人刮目相看。
他不仅漂亮地解决了如王元礼那般的地方豪强刁难，更将他负责的道路标识、排水沟渠、人行步道（以青砖初步铺设）等所有附属设施的安装与建设，安排得井井有条，与主体工程同步推进，丝毫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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