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戌便是其中一个牺牲品。戌为人耿直，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戴罕“专权”，甚至暗指其有“不臣之心”。戴罕隐忍不发，暗中搜集戌的过失。终于，他抓住戌在一次宴席上酒后失言，抱怨国君昏庸的把柄。这在当时是“大不敬”之罪。戴罕立刻下令逮捕戌，并亲自审理。他不给戌任何辩解的机会，迅速定罪，判处削足之刑。
行刑的地点，就在宫门外那座象征着国家法度的刑鼎之下。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和休公下葬时的天气一样令人压抑。戌的惨叫声响彻宫门，鲜血染红了鼎足下的泥土。观刑的百官面色惨白，噤若寒蝉。戴罕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直到行刑结束。他走到蜷缩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戌身边，俯下身，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戌大夫，你说得对，刑权在手，连青铜都会开口说话。只可惜，它现在替我说话。”
戌怒目圆睁，想要咒骂，却只喷出一口鲜血，很快便断了气。
“将罪臣戌的尸骨，埋于鼎足之下，以儆效尤。”戴罕直起身，冷冷地吩咐。
卫士们默默上前，抬起戌的尸体，在刑鼎旁挖坑埋葬。泥土混合着血水，散发出腥臭的气息。一名负责打扫庭院的年轻宫婢，恰好目睹了这恐怖的一幕，尤其是看到新翻的泥土中，似乎还有暗红色的液体不断渗出，她惊恐地张大嘴巴，刚要发出尖叫，就被两名如鬼魅般出现的卫士捂住嘴，迅速拖走，塞进一张破旧的竹席里卷走，仿佛从未存在过。整个过程快得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只有几个离得近的官员眼角瞥见了，却立刻低下头，浑身颤抖，不敢多看一眼。
戴罕的残忍和冷酷，迅速震慑了朝野。无人再敢公开质疑他的权威。就连宗伯子冉和司马虔，也选择了沉默，他们深知，此时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宋桓侯对此一无所知，他沉溺在酒色之中，偶尔问起，近侍也只以“戴罕处理了些许不法之徒，国中甚是安定”来搪塞，他便不再关心。
自大夫戌被处决、尸骨埋于刑鼎之下后，商丘的雨，仿佛就再也没有停过。不是夏季的暴雨，而是连绵的、冰冷的秋雨，淅淅沥沥，一下就是七八日。雨水冲刷着宫殿的瓦当，沿着屋檐滴落，在地上汇成细流。宫檐下悬挂的铜铃，原本风吹过时会发出清脆的声响，如今却在雨水的浸泡下，一个接一个地生出了厚厚的铜绿，铃声变得暗哑、沉闷，最终，连接铃铛的绳索也被锈蚀，接连断裂，铜铃坠落在石阶上，发出空洞的响声，然后滚入泥水之中，再无声音。
宫城内异常寂静，只有永无止境的雨声。人们走路都踮着脚尖，说话也压低了声音，仿佛害怕惊扰了什么。一种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压力笼罩着整个宋宫，甚至蔓延到了商丘的街巷。
戴罕知道，时机快要成熟了。父亲的利用价值已经所剩无几，他的存在本身，反而成了权力交接最后、也是唯一的障碍。障碍，总是需要被清除的。
一个雨夜，戴罕端着一碗精心熬制的羹汤，走进了宋桓侯的寝殿。殿内灯火通明，却驱不散那股阴冷潮湿的气息。宋桓侯独自坐在案前，对着摇曳的烛火发呆，他比几年前更加憔悴，眼袋深重，眼神空洞。看到儿子进来，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罕儿，你来了。”
“君父，夜深了，用点羹汤暖暖身子吧。”戴罕将汤碗轻轻放在父亲面前，语气温和，一如往常那般恭顺。
宋桓侯看着眼前热气腾腾的羹汤，又抬头看看儿子。烛光下，戴罕的脸一半明亮，一半隐在阴影里，看不真切。宋桓侯忽然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心悸，他伸出手，想去端那碗汤，手指却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他迟疑了一下，低声问，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罕儿……外面……还在下雨吗？”
戴罕没有立刻回答。他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父亲惶恐不安的眼睛，仿佛在欣赏一件有趣的物品。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是的，君父。雨一直下。不过，很快就该停了。”
宋桓侯望着儿子深不见底的眼眸，那双眼睛里，再也没有了丝毫属于人子的温度，只有冰冷的、如同窗外秋雨般的寒意。他端着汤碗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终于明白，有些东西，一旦交出，就再也拿不回来了。无论是权力，还是生命。
寝殿内的烛火，猛地跳动了一下。
殿外，秋雨依旧连绵，敲打着这片被阴谋和恐惧浸透的土地。宫檐下，最后一枚铜铃的系绳，在雨水的持续侵蚀下，发出一声细微的崩裂声，终于彻底断裂，那生满铜绿的铃铛，直直坠落下去，消失在沉沉的夜色里。
公元前356年，宋桓侯卒，戴罕继承君位，史称宋剔成君。
……
夜色下的商丘，静得只剩下风掠过宫墙头荒草的声音，呜呜咽咽，像是无数冤魂在低声絮语。宫城矗立在黑暗里，轮廓模糊，只有零星几点灯火，在沉重的夜色里艰难地喘息。连往常巡弋的甲士的脚步声，今夜也稀疏了许多，带着一种心不在焉的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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