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73年秋，商丘。
连日的雨水将通往北芒山公室陵寝的道路浇得泥泞不堪，送葬的队伍在泥浆中艰难前行，黑色的旌旗湿漉漉地垂挂着，仿佛也承载着无尽的哀恸。棺椁沉重，由八名披麻戴孝的宗室子弟扛在肩上，每一步都深深陷入淤泥，发出“噗呲”的声响。走在最前头的，是新即位的国君，子辟兵，史称宋桓侯。他身着粗糙的麻衣，腰系草绳，脸上覆盖着白色的巾帻，使人看不清他的神情，只见到他身形微微佝偻，在凄风苦雨中显得单薄而脆弱。
队伍中哭声震天，尤其是那些姬妾和老臣，他们的悲声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掺杂着对先君“休公”子田的哀悼，或许也夹杂着对未来的惶恐。休公在位时间不长，虽无赫赫武功，却也守住了宋国这中原四战之地的基业，待人宽厚，在贵族中颇有声望。他的骤然离世，像抽走了支撑宫殿的主梁，让所有人都感到大厦将倾的不安。
在哭泣的人群中，有一个身影显得格外沉静。那是休公的孙子，新君的儿子，戴罕。他同样身着孝服，低垂着眼睑，但腰背挺得笔直，不似其父那般萎靡。他的哭声合乎礼仪，却缺乏那种撕心裂肺的真切，偶尔抬起眼睑打量前方父亲的背影，目光锐利而冷静，像在观察一场与己无关的仪式。雨水顺着他的额发流下，滑过紧绷的下颌线，滴落在满是泥浆的衣襟上。
陵寝的入口早已挖开，幽深如巨兽之口。繁复的祭祀仪式后，厚重的棺椁被缓缓放入深深的墓穴。陪葬的礼器——青铜鼎、簋、鬲、玉圭、贝币——被一件件郑重地摆放进去，象征着休公在另一个世界仍能享有国君的尊荣。泥土开始撒落，覆盖在棺木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宋桓侯终于忍不住，扑倒在墓穴边缘，放声痛哭，肩膀剧烈地耸动，泪水混着雨水浸湿了面前的泥土。几位老臣连忙上前搀扶劝慰。
戴罕也走上前，跪在父亲身边，依礼叩首，声音悲切：“祖父安息。”但他抬起头的瞬间，目光却飞快地扫过墓穴中那些即将长埋地下的青铜礼器，尤其是在昏暗的光线下依然泛着幽光的刑鼎，那上面镌刻着宋国的律法。他的眼神深处，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波动，似是惋惜，又似是野心。
葬礼结束，返回宫城的队伍更加沉寂。秋风卷着枯叶，打着旋儿掠过车驾，仿佛冤魂尾随。宫门次第打开，又重重合上，将外面的凄风苦雨隔绝。但宫墙之内，并未因此而变得温暖。先君的气息尚未散尽，新君的惶恐已然弥漫开来。
宋桓侯坐上了那张曾经属于他父亲的、铺着虎皮的君位。宝座宽大，更反衬出他的身形瘦小。他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眼神游移不定，面对丹君上黑压压跪倒一片的卿大夫，喉头滚动，似乎想说些励精图治的场面话，最终却只化作几句虚弱的吩咐，无非是遵循旧制、各司其职之类。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殿宇中显得轻飘飘的，缺乏底气。
几位宗室重臣交换了一下眼神，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忧虑。然而，新君初立，局势未稳，谁也不敢多言。
戴罕站在众公子之首，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低眉顺目，嘴角却几不可察地向下抿了一下。
接下来的日子，宋桓侯的昏庸逐渐显露。他似乎从未准备好承担一国之君的重任。先君休公在世时，对他虽非极度宠爱，却也未曾苛待，只是宋桓侯天性懦弱，优柔寡断，既无治国之才，亦无用人之明。他沉溺于酒宴，喜好丝竹之音，对繁冗的政务感到厌烦。各地报上的公文，他往往只看几行便丢在一边，交由近侍或几位看上去顺眼的大夫处理。他尤其害怕听到坏消息，无论是边境的小规模冲突，还是境内的灾荒，只要有人禀报，他便皱起眉头，要么斥责禀报者无能，要么就寻求更强烈的酒来麻痹自己。
宫人们很快摸清了新君的脾性，报喜不报忧成了常态。宫廷内开始弥漫起一种奢靡而懈怠的气息。宋桓侯热衷于征集巧匠，为他制作精巧的玩物，或命乐师谱写新的靡靡之音。对于朝臣的劝谏，他起初还敷衍几句，后来便干脆称病不见。宗伯子冉几次强谏，都被他斥退，渐渐心灰意冷。
戴罕冷眼旁观着父亲的所作所为。他并未像其他几位公子那样，试图通过讨好父亲来获得青睐，也没有像那些正直的大臣一样直言进谏。他表现得异常沉稳，每日按时问安，举止合度，在公开场合从未对国事发表过任何看法，仿佛只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孝子。
但暗地里，戴罕的活动从未停止。他利用母亲一族留下的、不为人注意的些微人脉，以及自己多年暗中结交的一些不得志的低级官吏和武士，悄然编织着一张信息网。他知道，要扳倒这看似稳固的君权，必须抓住最关键的东西——刑赏之权。
公元前371年，秋。
虞城传来军报，守将司马钺克扣军粮，士卒怨声载道，恐生变乱。消息传到商丘，宋桓侯正在欣赏新得的一只珍奇鸟儿，闻报大惊失色，手中的鸟食撒了一地。他最怕的就是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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