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石师傅带领着攻坚小组，在车间里用汗水和执着与冰冷的钢铁巨兽进行着艰苦卓绝的“肉搏战”时，另一场无声却同样残酷的战争，正在厂区之外、在家家户户的厨房和餐桌上全面上演。这场战争没有硝烟，对手是饥饿，武器则是极度匮乏的物资和人们被逼到极限的生存智慧。
国际关系的恶化和国内政策的失误，加上连续的自然灾害，如同几记重拳，狠狠击打在新中国本就羸弱的农业基础上。经济困难时期，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潮，迅速席卷了全国，这座偏远的工业城也无法幸免。
最初的迹象是从粮食定量再次悄然下调开始的。原本就不算充裕的供应标准，一降再降。成年男性重体力劳动者的定量，已经难以支撑车间里高强度的劳动消耗。更让人心慌的是，副食供应几乎断绝。肉、蛋、油成了记忆中的奢侈品，连豆腐、粉条这类普通的副食也变得极其罕见。
职工食堂，这个原本能让人吃饱肚子的地方，成为了困难最集中的体现。往日里虽然简单但管够的玉米面窝头，如今个头肉眼可见地缩小，颜色也变得愈发晦暗，里面掺入了越来越多难以言说的东西。
食堂负责人李大姐，这位往日里嗓门洪亮、做事风风火火的大姐，如今整天愁眉不展。她面对着空荡荡的仓库和不断减少的粮食调拨单，几乎要愁白了头。
“这…这让大家怎么干活啊！”她对着来了解情况的工会干部抱怨，声音里带着哭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这心里…就跟刀绞似的！”
抱怨归抱怨，李大姐和食堂的工友们还是绞尽了脑汁。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增量”：采用“双蒸法”，把窝头蒸两次，让它看起来体积大一点；大量采集野菜（如苋菜、灰灰菜），洗净剁碎了掺进玉米面里；甚至开始尝试将玉米芯、红薯藤、豆秸等粉碎磨成粉，混合少量粮食，做成所谓的“代食品”。这些食物只能勉强填充肠胃，几乎没有什么营养，而且难以下咽。
但即便是这样的食物，也需要精打细算，按量分配。去食堂打饭的队伍依旧排得很长，但人们脸上的表情不再是期待，而是一种无奈的麻木。拿到手里那一点点食物，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捧着，仿佛捧着珍珠。
医院成为了另一个观察困难的窗口。周文瑾发现，因营养不良前来就诊的病人越来越多。许多人面色蜡黄，身体浮肿，尤其是小腿，一按一个深坑，好久弹不回来——这是典型的营养不良性水肿。他们大多伴有浑身无力、头晕眼花等症状。
看着这些本该在车间里挥洒汗水的工友，如今却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周文瑾心如刀割。药品本就紧缺，对这种情况更是无能为力，最主要的“药方”就是休息和…营养。可营养从哪里来？
她默默地做出了一个决定。每天，她把自己本就少得可怜的口粮再省下一部分——也许是一个小窝头，也许是半碗菜粥，偷偷留给病房里最需要、情况最危急的病人。她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但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
“周医生…这…这怎么行…”一位老工人看着周文瑾塞到他手里的半个窝头，浑浊的老眼里涌出了泪水，死活不肯要。
“老师傅，您吃吧。您好了，才能早点回车间。厂里…需要您。”周文瑾强忍着心酸，把窝头硬塞过去，转身快步离开，生怕自己会失态。
困难，同样深刻地侵蚀着每一个家庭。周文瑾拖着疲惫的身躯下班回家，面临的又是另一个需要精打细算的战场。
家里的粮本和副食本变得前所未有的珍贵，上面每一个数字都需要反复计算。定量的粮食就那么一点，如何分配，成了每个家庭主妇心头最沉的石头。
周文瑾的做法代表了大多数家属的选择：优先保障劳动力。林瀚章在厂里从事的是极重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是家庭的支柱，绝对不能倒下。儿子林卫东正在长身体，是未来的希望。于是，家里稍微稠一点的粥，稍微像样点的窝头，总是留给他们父子俩。
而周文瑾自己，常常就是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配上一点咸菜或煮熟的野菜，就算是一顿饭。有时忙起来，或者看到丈夫儿子吃得香，她甚至就谎称自己在食堂吃过了，饿着肚子继续忙家务、备教案。她明显地消瘦下去，脸色也不再红润，但眼神里的坚韧却从未消失。
“文瑾，你得多吃一点…”林瀚章有时会发现，看着妻子日益清瘦的脸颊和空荡荡的碗，内心充满了愧疚和无力感。
“我没事，坐办公室又不累。你和卫东吃饱要紧。”周文瑾总是用轻松的语气掩饰过去，顺手把锅里最后一点糊底刮到丈夫碗里。
家属区里，往日里热闹的闲聊内容也变了。不再是家长里短、工资奖金，而是变成了如何“找吃的”。
“后山那边的荠菜都快被挖光了…”
“听说粮站来了点红薯干，要不要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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