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块原型观察表，被锁在了办公室柜子的最底层抽屉里，夹在早年矿难赔偿案卷和一个旧雪茄盒之间。
墨镜男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曾设定过这款手表在受到核心信号激活时会自动闪绿光。
但他从监控回波中看到的，是那只表三年没见阳光，电量低到几乎死机。
他曾说：“王江海，是个讲信用的人。”
可他后来明白，王江海的“信用”，是对人情、对商机、对地皮合同的承诺。
不是对科学，不是对命运。
“在他眼里，Ω的失败是一笔‘亏本生意’。”
“他不是敌人，但他永远不会是执行者。”
他甚至在某个清晨用“遥频信号”试图在王江海的商厦广播中插入“系统误差警告”，但立刻被商业自动屏蔽器挡掉。
那天他只叹了一句：
“他已经不在系统里了，他在他的城市里。”
相比王江海的“商业冷感”，马翔则更像是一个残骸。
他失去了工程师的锐气、失去了儿子的信任、也失去了那个曾穿工装写电压图、喝三毛啤酒讲未来科技的自己。
他那块手表，早在两年前就悄悄递给了马星遥。
不是嘱托、不是说明，而是像给出一个“纪念品”，带着疲惫和逃避：
“这东西你戴着吧，我看见它就烦。”
墨镜男当年把那表递给马翔时，是亲自戴上他手腕的，说：
“这不是表，是方向盘。”
如今，方向盘交到了还没学会开车的少年手上，而原车主却早已弃车下车，坐在路边发呆。
他曾想过，哪怕马翔不出面，能给马星遥一封亲笔信、一个说明书、哪怕一句：“这玩意儿重要。”
可什么都没有。
“马翔，可能是最懂我理念的人。可他现在，连自己都不懂了。”
“我不是上帝，我是遗民。”
“系统崩塌时，我是唯一留下来收尾的人。”
“可这场事故，连清场都没人记得安排。”
他望着窗外的夜色，忽然笑了，笑得苦涩又无奈：
“你以为‘观测者’很神？
错了。观测者是最卑微的。
你看到一切，但哪怕你哭喊、尖叫、把手拍在他们肩上——他们都感觉不到你。”
他记得2001年12月5日复位失败那一刻，他意识碎片穿过系统回波，落在桐山——
他的身体早已不是“物理体”，而是被Ω系统判断为“系统干预者”，只能以观测频段存在。
他能发信号，却不能收反馈。
他能调频率，却不能拿工具。
他能警告乔伊，却不能真正拦住她的脚步。
这是一场无形的战斗，他是最强战士，却连武器都不能握。
所以，现在，他唯一能依靠的是什么？
不是王江海，不是马翔。
而是这群原本不该参与的高中生。
他压根不想靠他们，但……他们是唯一仍在“主信号路径”上的变量。
所以他必须发信，必须尝试：
“终止行动。”
“乔伊必须回到2021。”
可他们的反馈是？
——推理、分析、怀疑、甚至调侃。
他们压根不知道，他不是真的在警告。
他是在请求。
“拜托……你们停一下。
我不想死在没人知道的频道上。”
他盯着荧幕，窗外的风吹进来，旧电线轻轻晃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像是这场观察的背景音乐。
他叹息，却不绝望。
他知道，只要他们还在行动，就还有一次可能：
用他们的手，打开主控口令——让他能重进系统，重新校正复位。
这一次，他要赌。
不是赌他们成功，而是赌他们——不放弃。
哪怕他们都不知道，他就在那一端，看着，等着。
这就是观测者的命运：不是神，是等待理解的“失控者”。
客厅里电视开着，是当天桐山台的重播节目，屏幕上正回放那段“社会实践调研队”穿着矿服站在三号井前的片段。
镜头扫过学生们的脸，其中一个——王昭，穿着蓝色矿服、戴着安全帽，神情冷静、眼神有光。
王江海坐在沙发上，手指轻轻点着杯口，没说话。
他看着屏幕上的女儿，眼中没有愤怒，也没有担心，只有深沉如盘的精算眼神。
他不是不知道她又去接触Ω的旧项目了，甚至从她那次口误的“调研要进井”起，他就察觉到他们还在围绕那台老设备转圈。
但他没有阻止，甚至……这一次，他默许了。
他身边的助手站着，一边在手机上翻阅当天的媒体报道，一边汇报：
“王总，今天那段视频在桐山市的新闻小频道上播了3次，观众反馈还挺好，说学生做课题有创意。”
王江海只是“嗯”了一声，没正面回应。
他慢慢放下茶杯，靠在沙发上，声音低沉却带着股算账的节奏：
“那项目，我当初投进去多少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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