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如同新城监狱外墙斑驳的痕迹，在风吹雨打中看似缓慢，却无可逆转地向前流淌。几年光阴，对于高墙内的人来说，是日复一日的劳作、学习、思想汇报，是无数次仰望被切割成方块的天空，是内心深处希望与绝望的反复拉锯。终于，伴随着监狱管理部门基于服刑人员改造表现的综合评估，那扇沉重的铁门，为一些人再次开启。
孙鹏飞、鲍玉佳、陶成文、沈舟、魏超（VCD）、林奉超、付书云、马文平、程俊杰、梁露……这些曾经在监狱内外掀起风浪的名字，带着或长或短的刑期，先后走出了那扇门。他们身上带着监狱的烙印，眼神中混杂着麻木、戾气，以及一丝重新接触自由空气时的茫然与贪婪。外面的世界，阳光有些刺眼，车水马龙的喧嚣陌生而遥远。
然而，自由的味道并非只有甜美，更多的是现实的冰冷与坚硬。他们发现，自己早已与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脱节。身上背着洗刷不掉的案底，如同无形的枷锁，让他们在求职、贷款、甚至租房时处处碰壁。昔日那些称兄道弟的“朋友”，大多避之不及。曾经依赖的暴力手段，在日益严密的社会治理下，风险陡增。
孙鹏飞，这个曾经的“幕后金主”，出狱时已显老态，鬓角染霜。他试图联系过去的关系网，却发现要么人去楼空，要么对方态度暧昧，避而不谈。他那套“文明”的资本运作和关系学，在失去平台和光环后，显得如此无力。他蛰伏在城乡结合部一个租来的简陋房间里，看着窗外与他无关的繁华，内心的不甘与失落如同毒蛇般啃噬着他。他需要钱，需要重新建立势力，需要向那些抛弃他的人证明，他孙鹏飞还没有完！
鲍玉佳出狱后，依旧是一身蛮横的戾气。他尝试找了几份力气活，但枯燥的劳作和微薄的薪水让他无法忍受。他习惯了用拳头说话，习惯了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获。很快，他就重新纠集了几乎同期出狱的张帅帅、马文平、程俊杰等人。这几人境遇相似，对社会充满怨气，极易被鲍玉佳煽动。他们盘踞在某个地下台球厅或廉价的录像馆，靠着帮人“看场子”、收点“保护费”、或者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勉强糊口，但这点收入远不能满足他们被监狱和现实扭曲膨胀的欲望。
陶成文则再次发挥了他“鬣狗”的本色。出狱后，他并没有立刻投靠明显已成气候但风险也高的鲍玉佳，而是利用他入狱前残存的一点人脉和信息，四处钻营，寻找新的“机会”和“大树”。他敏锐地察觉到，孙鹏飞虽然看似落魄，但其头脑和隐藏的野心，或许比鲍玉佳的蛮力更有价值。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向孙鹏飞靠拢，提供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充当跑腿的角色，试图重新获得孙鹏飞的“赏识”。
沈舟凭借其技术背景，找到了一份在私人小建筑公司做绘图员的工作，收入勉强维生。但他很快发现，这些小公司为了追求利润，往往游走在违规边缘，要求他在图纸上做些“技术处理”。这让他感到熟悉而又厌恶。他既渴望凭借技术获得体面的生活，又对再次陷入灰色地带充满恐惧和抗拒。魏超（VCD）、林奉超、付书云等人，则在社会底层艰难挣扎，或打零工，或做些小买卖，饱尝世态炎凉。
而那个被所有人视为蠢货的马强，出狱后更是潦倒。他无一技之长，无家可归，只能在建筑工地搬砖，或者捡拾废品度日，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受尽白眼。
就在这群出狱人员如同无头苍蝇般在社会边缘挣扎、内心的怨气和欲望不断累积发酵之时，一个“契机”悄然出现。
陶成文在一次替孙鹏飞打听消息时，偶然得知，黄国健也因为表现良好，获得了减刑，即将刑满释放！
这个消息，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孙鹏飞和鲍玉佳等人心中的阴霾。
孙鹏飞的办公室里（如今只是一间破旧的出租屋，但他依然固执地称之为“办公室”），他听着陶成文的汇报，眼中久违地闪烁起精明的算计光芒。
“黄国健……他要出来了？”孙鹏飞用手指轻轻敲打着布满污渍的桌面，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令人不寒而栗的冷意，“好啊，真是太好了。”
“孙董，您的意思是？”陶成文弓着腰，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们这位‘老兄弟’，可是个宝贝啊。”孙鹏飞嘴角勾起一抹莫测的笑意，“他有技术，懂行，最重要的是……他‘干净’。”
“干净？”陶成文一愣。
“相对干净。”孙鹏飞纠正道，“他有过案底，但又立过功，受过表彰，这种身份，在某些时候，是绝佳的掩护。而且，他那个儿子，可是他最大的软肋，也是我们最好用的缰绳。”
陶成文立刻心领神会：“孙董高明！您是打算……再把黄国健拉回来？”
“不是拉回来，”孙鹏飞眼中闪过一丝厉色，“是让他‘将功补过’。我们之前的路子，太糙，风险也大。时代变了，我们要用更聪明的方法。现在城市建设这么快，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维修，这里面有多少油水？我们需要一个像黄国健这样，懂技术，又能站在台前，替我们‘合规’地拿到项目、控制项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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