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红军创造了休整和发展的条件,促进了人民军队建设,提高了红军的军政素质
红三军自退出洪湖苏区以后,由于失去了根据地的依托,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个生存和发展的基石,长期处于流动和游击状态,连续奔波作战得不到休整,特别是伤病员无法安置,部队减员得不到补充,给养非常困难,常常缺吃少穿,濒临绝境。在黔东开辟了根据地,红三军才有了一个立足之地,才能够得到休整。红军在黔东期间,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工作,黔东人民认识到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子弟兵,积极支持红军队伍建设,将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去当红军,仅几个月的时间,红军在黔东地区就吸收4000余名新战士,队伍壮大改变了初到黔东时那种“枪多人少”的现象。红三军在黔东期间重视军队干部建设,开办红军干部培训班,一批批红军干部通过培训和锻炼,被提拔到党、政、军各领导岗位,担负起指挥部队战斗、保卫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等重任。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尤其注意加强部队政治思想教育,以开办红军学校,举办流动训练班和办《红星报》等形式,提高红军指战员的政治思想水平,从而达到提高部队整体素质的目的。红军与根据地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对敌,部队的战斗力、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都得到很大提高。“肃反”扩大化的停止,部队党、团组织的恢复,政治机构的重建等等,这些都是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后的重大转变。历史证明，“黔东苏区的建立，对红三军来说是万分必要的。……它的意义是重大的。”①
（三）实现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进入贵州，意与黔东革命根据地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在石阡甘溪突与湘、桂、黔敌军遭遇，部队被截成三段，各部虽然分别冲出重围，但处境相当困难。在这种严峻情况下，继续寻找黔东苏区，成为红六军团各部的重要目标和迫切期望。贺龙、关向应亲率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红六军团，黔东苏区各族人民积极筹备粮草迎接红六军团的到来，终于实现了两军于印江木黄的胜利会师，使红六军团终于得到一个落脚点。如果没有黔东特区这块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红三军的主动接应，红六军团的处境是不可想象的。贺龙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意义”时说：“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找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六军团被敌人切成了三段，会师后连做饭吃的家俱都没有了，马也都丢光了，很狼狈。我给他们营以上干部都配上了马，发了七八挺轻机枪。”② 会师后，两军形成了一个战略突击单位，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相机发动了湘西攻势，牵制了敌军很大一部分兵力，从而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向贵州前进，使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孕育了红二方面军的诞生。
（四）黔东的革命实践和持续斗争，为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湘鄂西中央分局大村会议曾提出创建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口号，由于种种原因条件不具备，未能付诸实施。经历若干挫折后，分局枫香溪会议作出开辟黔东苏区的重大决策，并成功地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有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在木黄实现胜利会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后，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离开黔东革命根据地东征，新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并将新开辟的根据地发展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重要的根据地之一。黔东革命根据地不仅是红军主力开辟湘鄂川黔新苏区的战略支撑，而且在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时所形成的丰富实践经验，也为后来新根据地的迅速开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共黔东特委和黔东独立师在根据地坚持斗争，黔东各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援，更是直接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五）在云贵地区首举苏维埃红旗，锻炼了黔东人民，播撒了革命火种
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黔东各族人民为建设根据地和保卫红色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红军主力撤离黔东挺进湘西后，黔东军民为反抗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作出了重大牺牲。这种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来源于党和红军的影响，它深深地扎根于黔东人民心中。后来，当红二、六军团长征再次踏入这块红色土地时，很快就掀起新的革命风暴，使黔东革命根据地范围进一步拓展。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敢于斗争，勇于革命的地方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黔东各族人民在党的南方局和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和游击武装，发扬当年红军开辟根据地的革命精神，继承根据地的光荣革命传统，为民族独立和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继续革命，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了不懈斗争。为黔东的解放，为当家做主人，黔东各族儿女谱写了壮丽的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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