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那些真正的寒门学子，兜里连买笔墨的铜钱都凑不齐。
乾德皇帝一句“下乡去，到人民中间去”的号召，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这些年轻人背着行囊走进乡下，做起了“赤脚先生”：
白天在田埂上给佃农解读邸报里的政策，哪个村子该修蓄水塘、哪种作物能在沙地里长，都讲得明明白白；
晚上就在油灯下教大家认新粮种的特性，玉米要留多深的根、番薯要怎么翻藤，说得头头是道。
皇帝早放了话：
“把道理讲透，帮乡亲们多打粮食，以后各府的吏员都得有这份经验，你们的前程错不了！”
对这些寒门学子来说，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
不做这些，连饭都吃不饱，更别提成家立业、赡养父母了。
他们心里门儿清，佃农的日子会跟着政策越来越好，田里的产出至少能留五成自家支配；
帮着佃农提高收成，自己作为解读者也能跟着分些粮、得些钱，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双赢。
读书人终归脑子活，很快就盯上了邸报的副版。
那里印着农科知识，从选种、施肥到防治虫害，全是能提高产量的干货。
佃农们看不懂“氮磷钾”这些新词，正好给了读书人机会——
他们把“深耕松土”编成“给庄稼松筋骨”，把“轮作休耕”说成“让土地歇口气”，不知不觉就成了半个农业技术员。
当他们发现这竟是条安稳出路时，那股发奋劲儿着实令人感动：
白天在田里观察作物长势，晚上在油灯下啃邸报副版，有的还自己试种新作物，连皇帝都没料到会有这样的效果。
后来朝廷号召农科人才下乡，派官下去一看才发现，乡下早已有了不少“土专家”。
没办法，只好为这些农科技术员规划出进阶之路：
定期考核，优异的能进农科院深造，毕业就能端上皇粮饭碗，成为正式的农科研究员；
做得好还能登上农科名人录，名字印在邸报上供全国乡亲们念叨。
世上很多事都是这样，推着推着就成了气候，并非一开始就规划得滴水不漏。
乾德朝的许多新政都是如此，被时势推着往前走。
好在这位皇帝有副“随波逐流”的本事，只定下“让百姓吃饱、让农技落地”的大方向；
具体的细枝末节从不多管，真真正正走一步看一步。
就像这农科推广的事，本是为了解决佃农看不懂政策的小问题，没成想竟催生出一批扎根乡下的技术人才；
倒成了盘活北方农业的大助力，连施邦曜编邸报时都忍不住感慨：
“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乾德元年的端午节，顺天府各县的河道上鼓声震天，自发组织的龙舟赛热闹非凡。
去年永定河安稳无患，各县收成翻了番，百姓的日子肉眼可见地宽裕起来——
汉子们划龙舟时臂膀更有力，岸边围观的妇人孩子手里都攥着蜜饯果子，连空气里都飘着欢喜的味道。
这份安稳早有铺垫。
今年三月，皇家就给各县农民送来了稀罕种苗：
玉米杆子能长到一人多高，土豆埋在土里不挑肥瘦，番薯藤蔓往滩涂上一铺就能疯长。
这些作物对土地压根不挑剔，滩涂洼地、丘陵石缝、河洲浅滩都能扎根；
农民们试着种下去，没过多久就见了喜人的长势，心里早把秋收的盼头揣得满满当当。
朝堂上早有人按捺不住，提过北直隶农业税的事，可乾德皇帝始终没松口，这税赋便一直悬着。
他私下里对王承恩感叹过：
“大明帝都脚下，农民竟年年吃不饱饭，被逼得逃荒乞讨，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手指敲着案几，语气带着股执拗，
“朕不差钱，也不差他们辛苦种出的那点粮食。”
很快，大明轻工总局的告示贴满了各县：
要在村镇设粮作物加工坊，玉米能磨粉、土豆能制淀粉、番薯能晒干货，经加工后作物能增值三成。
“这样就没必要克扣农民了。”
皇帝下了死令，所有粮食收购价都按市价来，绝不许压价坑人。
等农民日子再稳些，他还打算让人教大家养猪、养鱼——
北直隶水系密布，河网纵横，本就该是鱼米之乡的模样。
他让人沿着各条河系修蓄水塘，
“哪怕遇上旱年也不怕，这才叫旱涝保收。”
在皇帝心里，北直隶、山东、南直隶、江西、浙江，或许还有福建，都该纳入京州直辖。
这些地方的百姓过得好不好，是他最上心的事。
至于朝堂上会不会有人非议？
他只淡淡一笑——
谁要是敢置喙，不妨聊聊正月里廷议的旧事；
那之后，再没人敢轻易触碰他的底线。
朝堂上渐渐有了默契：
只要皇帝没表态，谁也不会硬提主张。
乾德皇帝的行事风格实在特别：
从不主动提议国策，对南方各省也不多加干涉，却把太仓银管得牢牢的，既不挪作他用，也从不拖欠京官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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