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古先民观天象、察星轨，便在浩渺苍穹中寻得与人间福祉相关的星象。福星、禄星、寿星并非凭空杜撰的神明，而是源于天文星官的记载，后又与人间忠义贤德之士的传说相融合，因职能精准对应百姓对“福、禄、寿”的愿望，最终被合称为“福禄寿三星”，成为华夏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吉祥神团。其来历脉络清晰，既有《史记》《汉书》等典籍的天文佐证，亦有民间代代相传的圣贤故事，二者交织，才成就了三星的独特形象。
福星的本源，首见于天文典籍中的“岁星”，即木星。《史记·天官书》明确记载：“岁星所在，国昌；其所居久，其国福厚，易为军，其失次，有天祆，其赢，为王不宁，其缩，有军不复。”上古天文学家发现，木星每十二年绕天一周，其轨迹所及之处，往往五谷丰登、邦国安宁，故而将其视为“赐福之星”——岁星到临，便意味着福泽降临，这是福星最早的“星神身份”。彼时百姓拜岁星，求的是年岁丰稔、家国平安，这便是“福”的最初内涵。
唐代宗大历年间，道州（今湖南道县）出了一位名叫阳城的刺史。当时道州多产身材矮小之人，朝廷竟下诏令道州每年进贡“矮奴”，供皇室取乐。阳城到任后，见百姓因进贡之令流离失所——为避抓奴，父母竟忍痛将幼儿藏匿于深山，稍有不慎便家破人亡。他当即上书朝廷，痛陈进贡矮奴的弊害：“臣州壤接夜郎，地多群獠，俗尚矮陋，然人性恋土，岂愿离乡为奴？若强取之，是驱民于水火也。”
这份奏折让唐代宗醒悟，最终废除了进贡矮奴的苛政。此后阳城在道州，又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将原本贫瘠的道州治理得“仓廪实、百姓安”。百姓感念其恩，称他为“福公”，为他立祠供奉，逢年过节便焚香祈愿，求他保佑家人平安、日子顺遂——这正是百姓对“福”的具象化期待：没有苛政、丰衣足食、家人平安。
而此时，岁星作为“赐福星官”的传说仍在流传。百姓渐渐发现，岁星“主国昌民安”的职能，与阳城“救民于苦难、赐民以康宁”的善举如出一辙：岁星从天上降福，阳城在人间施福，二者都是“福”的化身。到了宋代，民间开始将阳城的形象附会到岁星上——原本抽象的星官，变成了面如满月、身着青布长衫、腰间挂“岁”字玉佩的慈和老者，既保留了岁星“主岁赐福”的本源，又融入了阳城“为民谋福”的人间形象。
正是这“天文星神”与“人间福官”的融合，让“福星”的内涵从“邦国之福”延伸到“百姓之福”，既涵盖《尚书·洪范》中“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的“五福”，又贴近寻常百姓对“平安、温饱、无灾”的朴素祈愿。百姓拜福星，既是拜天上岁星保年岁丰登，也是拜人间阳城般的贤官护民生安宁，这便是福星称号的由来。
禄星的根源，比福星更明确地指向“天文职官”——它本是紫微垣中“文昌宫”的第六星，名为“司禄星”。《史记·天官书》对文昌六星的职能有清晰划分：“文昌六星，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这六颗星共同掌管人间军政、命运，而第六颗司禄星的核心职能，便是“主禄籍”——记录天下士子的仕途升降、官吏的俸禄等级，一句话概括：谁能当官、当多大的官、能得多少俸禄，皆由司禄星裁定。
上古时期，“禄”并非仅指“做官”，还包含“俸禄”“福泽”之意，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禄”逐渐与“仕途”深度绑定。尤其是隋唐科举制成熟后，寒门士子唯有通过科举才能入仕，“登科及第”便成了“得禄”的核心象征，司禄星也自然成了士子们最尊崇的星神。每逢科考，长安、洛阳的贡院旁，总会有士子焚香祭拜“司禄星”，祈愿自己能“禄籍有名”，金榜题名。但此时的禄星，仍是天文典籍中抽象的星官，尚无具体人形。
禄星的人物原型，是晋代蜀地一位名叫张亚子的忠义之士。据《华阳国志》记载，张亚子是西晋时绵州（今四川绵阳）人，自幼饱读诗书，为人仗义疏财，又精通兵法。当时蜀地战乱频发，乱兵劫掠百姓，张亚子散尽家财，组织乡勇保卫家乡，多次击退乱兵。后来乱兵集结重兵反扑，张亚子率乡勇死战，最终力竭战死。百姓感其忠义，将他葬于七曲山，为他立祠，称“梓潼祠”，逢年过节便去祭拜，既念他护乡之德，也敬他才学之高——因张亚子生前常教乡中子弟读书，百姓认为他能“佑人学业有成”。
张亚子与司禄星的融合，始于唐代的两次“帝王梦遇”。第一次是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逃往蜀地，途中梦见张亚子显灵，对他说：“陛下勿忧，乱贼不久必平。”后来郭子仪果然平定叛乱，唐玄宗返程后，感念张亚子护佑，下旨将梓潼祠扩建为“文昌宫”，封张亚子为“左丞相”，并亲题“文昌帝君”匾额。第二次是唐僖宗年间，黄巢起义军逼近长安，唐僖宗亦逃往蜀地，途中同样梦见张亚子显灵，助他避开叛军追击。唐僖宗继位后，加封张亚子为“济顺王”，并规定天下学宫都要供奉张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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