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黄河泛滥，冲垮了下游的农田，百姓又开始恐慌，以为是河神发怒。黄帝却不似帝俊那般直接干预自然，而是召集部落中的智者，一同勘察河道，教民“疏而不堵”——他令大禹的父亲鲧先筑堤挡水，再令百姓挖渠引水入东海，同时告诫部落首领：“治水不仅是治河，更是治心。若首领只顾自己部落，不肯合力，纵有天助，亦难成大事。”这便是最早的“仁政”理念：应对自然之害时，需以人间秩序为基，以道德为纽带。
黄帝晚年，于荆山铸鼎，鼎成之日，有黄龙自天而降，载他升仙。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不仅祭祀他为“中央天帝”，更将他制定的衣冠、历法、礼仪代代相传——此时的黄帝，其“神性”已不再只来自自然掌控，更来自他为人间建立的伦理秩序；万民敬他，不仅因他能护佑众生免受灾害，更因他教会了众生如何文明地生活。
黄帝之后，人间历经尧舜禹汤、商周更迭，文明日渐成熟：百姓不再穴居，而是有了城池；不再以部落为单位，而是有了国家；不再只关注温饱，而是有了“善恶”“礼法”的认知。此时，单纯的自然神已无法满足需求——人间需要更宏大的秩序，天界也需要更权威的主宰，玉皇大帝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了伦理神的核心。
关于玉皇的得道，《玉皇本行集经》有详细记载：往昔有国名“光严妙乐”，国王净德王与王后宝月光膝下无子，遂广行仁政，赈济贫苦，礼敬诸神。某夜，王后梦见太上老君抱一婴儿赐她，醒来便有身孕，十月后生下太子。太子自幼聪慧，通晓天地万物之理，却不恋王位，于十五岁时舍弃太子之位，入山修行。
他的修行，并非求掌控自然之力，而是求“度化众生、建立秩序”。第一劫时，他遇天界众神纷争：雷神因与电母赌气，竟在非雷雨之季乱施雷霆，劈毁了人间的粮仓；雨师因收了某国诸侯的贿赂，故意在他国降旱，导致颗粒无收。太子见此，遂遍历天界，搜集众神职责，写下《天规初录》，主张“神不可私，需按天地节律行事，需护佑万民”。众神起初不服，太子便自请降为凡人，在人间历经瘟疫、饥荒，亲身体会众生之苦，再返回天界时，以自身经历劝服众神，令雷神按“春雷唤醒万物、夏雷伴雨、秋雷收禾、冬雷罕见”行事，令雨师按人间节气降雨，不得徇私——这便是“天界秩序”的开端。
而后三千二百劫，每劫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太子皆以“救度众生、完善秩序”为己任：有凶兽作乱人间，他并非直接斩杀，而是教百姓筑城防御，同时令山神约束凶兽，定下“兽不可入人境，人不可滥杀兽”的规矩；有诸侯争霸，他化身谋士，劝诫君主“以仁治国，而非以力服人”；当天界与地府因“轮回秩序”争执时，他又制定“善恶有报”的规则，规定“善者死后入天堂，恶者入地府受惩”，让天地人三界的秩序得以统一。
待到最后一劫，人间恰逢商纣无道，纣王造酒池肉林，残杀忠臣，甚至剖孕妇之腹观胎。玉皇（此时已近证道）见万民疾苦，遂遣姜子牙下山，助周文王、周武王伐纣，并亲自降下“天罚”：令天雷劈毁纣王的鹿台，令洪水淹没朝歌的酒池，同时告诫天下诸侯：“君若无道，天必罚之；君若有道，天必佑之。”武王伐纣成功后，玉皇正式证得“玉皇大帝”之位，居于凌霄宝殿，统御三界众神。
他的神迹，不再是调和日月、平息洪水，而是维护天地秩序：他令二十八星宿按方位值守，确保星辰流转不悖；令四大天王镇守四方，防止妖魔作乱；更定期派神下凡，考察人间君主是否贤明、百姓是否安居乐业。某次人间大旱，地方官隐瞒灾情，只顾搜刮民脂民膏，玉皇便令太白金星下凡，揭露其罪行，又令雨师按节令降雨，同时告诫新上任的官员：“为官者，当以民为天，若失德，便如纣王一般，难逃天罚。”此时的玉皇，其“神性”全在于“秩序维护”与“道德教化”——他是天界的君主，更是人间伦理的监督者，万民敬他，是因他能确保天地有序、善恶有报。
与玉皇大帝一同构成伦理神核心的，还有三清之一的太上老君。若说玉皇是“秩序的执行者”，那太上老君便是“道德的传播者”，他的“道”，是伦理神体系的本源。
太上老君的来历，见于《道德经》《太平经》等典籍，传言他“无生无灭，随劫度人”，早在天地未分之时便已存在，是“道”的化身。他的“得道”，并非历经劫难，而是体悟“道”的真谛——他见天地万物皆有规律，人间纷争皆因“失道”，遂将“道”化为“德”，传于世间。
上古时，大禹治水，起初效仿鲧“堵”的方法，结果洪水越堵越凶，百姓死伤无数。大禹束手无策，于羽山之巅放声痛哭，哭声惊动了太上老君。老君化作一白发老者，拄着拐杖立于大禹面前，问他：“汝治水，是为己功，还是为万民？”大禹答道：“为万民。”老君又问：“水有水性，堵之则逆，疏之则顺；民有民心，虐之则乱，护之则安。汝懂水性，却不懂民心，如何能成？”遂将拐杖掷于地上，拐杖化作一条河道，自西向东，蜿蜒入海，又赠大禹一卷《道德经》初稿，嘱道：“治水先治心，为政先为仁。汝若能以‘道’治水，以‘德’待民，何愁水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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