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运动的压力终于迫使北洋政府让步。6月10日，总统徐世昌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职务；6月28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在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下，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第一次拒绝签署不平等条约，五四运动取得了直接胜利。
五四运动的意义远不止于外交胜利，更在于它对中国思想界的深刻重塑。运动中，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救国之路”：单纯的反帝爱国不足以改变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制度。这种思考推动了思想领域的分化与探索，形成了三大思潮的交锋。
一是自由主义的深化。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继续倡导“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通过教育、改良实现社会进步。他们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但反对过激的暴力行为，认为“文明排外”才是理性选择。胡适在《每周评论》上撰文：“爱国的方法很多，牺牲的精神也很可敬，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和持久的努力。”
二是无政府主义的传播。刘师复、黄凌霜等知识分子主张废除一切政府和权威，建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他们在学生和工人中发行《自由录》《工余》等刊物，组织“工读互助团”，试图通过小型互助组织实现社会改造。北京、上海的工读互助团一度吸引了瞿秋白、张崧年等青年参与，但因经济困难和内部矛盾很快解散，却为后来的社会实验提供了借鉴。
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崛起。李大钊是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五四运动中，他亲自参与游行，营救被捕学生，并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文声援运动。运动后，他与陈独秀等人开始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劳动者》《劳动界》等通俗刊物，在长辛店、上海等地组织工人夜校。
五四运动中的“反帝”与“反封建”是紧密结合的。学生们在高呼“外争主权”的同时，也猛烈抨击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意识到“内除国贼”与“外争主权”同样重要。这种将民族独立与社会改造相结合的思路，超越了辛亥革命的局限性，标志着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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