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五年冬（1899年），山东冠县梨园屯的场院里，三十多个精壮汉子正围着一尊泥塑的玉皇像磕头。领头的赵三多扯开粗布棉袄，露出胸口刺着的"扶清灭洋"四个字，铜烟杆在冻硬的地上顿出闷响："洋教士占了咱的庙，官府不管，咱就自己管！"他身后的汉子们纷纷举起手中的大刀长矛，刀锋在残阳下闪着凛凛寒光——这伙以"义和拳"为名的乡民点燃的这把火，将烧遍大半个中国。
义和团运动的起点，是一座破败的玉皇庙。光绪十三年（1887年），梨园屯的教民在法国神父的支持下，强行将庙产改为教堂，村民们多次告官无果，领头的十八位乡绅被斥为"寻衅滋事"。赵三多原是梅花拳师傅，见乡亲们被洋教欺压，便带着徒弟们来"护庙"，他在庙墙上贴出的揭帖写道："兹因天主耶稣欺神灭圣，败坏风俗，当合诸村齐心，约集义民，焚灭教堂，驱逐洋夷。"（《山东义和团案卷》）用白话说就是：因为天主教耶稣会欺辱神明、败坏风俗，各村应当齐心合力，召集义民，烧毁教堂，赶走洋人。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9年11月），冲突终于爆发。法国神父指使教民拆毁庙墙，赵三多率拳民手持"义和拳兴，扫清灭洋"的旗帜，在梨园屯外摆开阵势。东昌府知府洪用舟带兵赶来，却只敢远远喊话："尔等各安本业，勿再滋扰。"（《冠县县志》）这种敷衍态度让拳民们胆气更壮，赵三多当场宣布将"义和拳"改为"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
山东巡抚毓贤，处在两难境地。这位出身旗人的官员素来看不惯洋教跋扈，曾私下对幕僚说："教民欺压百姓，官府袒护教民，如此下去，民无生路，不反何待？"（《庚子西狩丛谈》）他对义和团采取"抚而用之"的策略，默许他们设坛练拳，甚至给拳民发放"毓"字旗，试图将其纳入官府控制。这种纵容让义和团在山东迅速蔓延，茌平、平原等地的拳民纷纷响应，他们用朱砂在黄纸上画符，声称"饮符水可避刀枪"，更有甚者宣称"拆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拳匪纪事》），将所有西洋事物都视为仇敌。
在山东曹州，另一位首领刘士端领导的"大刀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对抗洋教。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巨野县教民仗着德国神父的势力，强占民田，大刀会众夜袭教堂，杀死两名德国神父。这起"巨野教案"直接导致德国强占胶州湾，刘士端却被清廷斩首示众，临刑前他对着围观的百姓喊道："俺死了，还有千万个俺！"（《曹州府志》）
他的话果然应验。两年后，曹州的大刀会与义和团合流，他们专杀教民、焚烧教堂，甚至将铁路枕木当柴烧，把电报线剪成铁圈当手镯。在单县，拳民们将一个教民绑在树上，问他"是信洋教还是信神拳"，教民刚说"信天主"，便被乱刀砍死（《庚子记事》）。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让原本同情他们的乡绅开始恐惧，翰林院编修王懿荣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拳民初起时，尚为护民，今则滥杀无辜，恐成流寇矣。"（《王懿荣文集》）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1900年2月），袁世凯接替毓贤任山东巡抚，这位靠新军发家的官员深知洋人的厉害，一到任便发布《查禁义和拳告示》："倘敢仍前聚集，借端煽惑，持械格斗，定即严拿，就地正法。"（《袁世凯奏议》）他派新军围剿拳民，在平原县一仗打死三百多人，赵三多率残部逃往直隶。山东的义和团虽遭重创，却如燎原之火般烧向了京畿腹地。
直隶总督裕禄是个典型的昏官，他见慈禧对义和团态度暧昧，便对辖区内的拳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年4月），义和团已蔓延至保定，他们在总督衙门前表演"刀枪不入"，裕禄竟亲自观看，还赏了白银二百两。这种官方默许让拳民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烧毁保定火车站，将法国神父樊国梁的教堂付之一炬，甚至闯入藩库抢走库银，声称"此乃洋银，当充军饷"（《保定府志》）。
北京城里很快也出现了义和团的身影。他们头裹红巾，腰系红带，手持大刀长矛，在街上游行示威，高喊"杀洋鬼子"的口号。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拳民们多次试图冲闯，都被使馆卫队用洋枪逼退。英国公使窦纳乐在给伦敦的报告中写道："北京的局势已失控，拳民在街上随意杀人，只要被指为教民，便难逃一死。"（《英国蓝皮书》）
此时的清廷内部，围绕如何处置义和团爆发了激烈争论。吏部尚书刚毅力主"招抚"，他在慈禧面前吹嘘："拳民忠勇可嘉，其术能避枪炮，若用之抗洋，必能成功。"（《清史稿·刚毅传》）而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则忧心忡忡："拳民法术不足恃，无故开衅列强，恐致亡国。"两派争执不下，慈禧一时难以决断，这种犹豫让义和团的势力愈发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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