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河与漕运改革是务实之举。道光帝重用林则徐等能臣，治理黄河、淮河，“疏浚河道，加固堤坝”；尝试“漕粮海运”，由上海雇商船运粮至天津，减少漕运损耗与腐败，“试行三年，省银百余万两”（《清史稿·食货志》）。
然而，这些举措未能触及根本。道光帝缺乏制度性变革的魄力，对“捐纳制度”（卖官鬻爵）等核心弊病视而不见；他信任的大臣如曹振镛，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压制了改革声音。正如史学家孟森所言：“宣宗之治，有苟安之心，无振作之志，虽躬行节俭，终难挽颓势。”
道光帝继位时，鸦片走私已成为心腹大患。道光元年，他便下旨“严禁鸦片输入，查拿烟贩”，但成效甚微。原因在于：英国商人通过贿赂广东官员，将鸦片从“十三行”转移至澳门、黄埔等地秘密交易；沿海官员“得贿包庇，视禁令为具文”；国内吸食者众多，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
道光六年（1826年），广东巡抚李鸿宾奏报：“每岁鸦片输入约万余箱，白银外流数百万两，粤省钱荒日甚。”（《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帝震怒，将李鸿宾革职，任命阮元为两广总督，严查鸦片。阮元采取“堵源截流”策略，查获鸦片数千箱，但因英国商人勾结海盗，走私活动转入地下，反而更为猖獗。
此时的道光帝，尚未意识到鸦片问题的严重性。他将禁烟不力归咎于“官员懈怠”，却未能看清背后的殖民扩张本质。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黄爵滋上书“请严禁鸦片，重治吸食者”，林则徐也奏报“鸦片流毒天下，若犹泄泄视之，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帝才下定决心展开大规模禁烟——而这，已距他继位过去了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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