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名为《石头记》，每部售价数十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后，京城士大夫家中多有传抄，“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程伟元《红楼梦序》）。
但因其“大旨谈情”，又暗含对礼教的批判，很快引起官方警惕。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西巡抚海成奏请禁毁“淫词小说”，虽未明提《红楼梦》，但此后抄本流传渐趋隐蔽。有记载称，某官宦家藏抄本，“阅至数卷，怒曰：‘此诲淫之书也！’遂付之火”（陈其元《庸闲斋笔记》）。
尽管屡遭禁毁，《红楼梦》的传播却从未停止。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书商程伟元与文人高鹗将抄本整理刊刻，补写后四十回，定名《红楼梦》，是为“程甲本”；次年又修订刊行“程乙本”。这两个刻本的问世，让《红楼梦》从文人圈层走向民间，甚至传入宫中。据《清稗类钞》记载，慈禧太后“尤爱读之，累谕南书房供奉代为评点”。
而民间对《红楼梦》的痴迷，更催生出各种“红学”雏形。道光年间，张新之评点《红楼梦》，认为其“隐写《大学》《中庸》之道”；光绪年间，王梦阮提出“顺治帝与董鄂妃”说。这些解读虽多穿凿，却足见此书影响之深。
曹雪芹离世，大约是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年仅四十余岁。他未能看到自己的着作如何传遍天下，更未料到它会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红楼梦》问世的时代，正是乾隆朝由盛转衰的拐点。表面上“康乾盛世”仍在延续，国库充盈，疆域辽阔；实则吏治腐败、民生凋敝、思想禁锢。而书中“盛筵必散”的感慨，“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恰似对这个王朝命运的预言。
百余年后，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写道：“《红楼梦》者，悲剧中之悲剧也。其美学价值，在其示人生之真相。”这种“真相”，既是曹家的兴衰史，也是乾隆盛世的另一面镜子——它照见了礼教的虚伪，照见了人性的挣扎，照见了所有繁华终将归于虚无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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