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1900年12月。
巴黎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艺术圈还在为杜兰的《铁轨上的安魂曲》是“天才的控诉”还是“疯子的呓语”争论不休，官方则粗暴地将这幅画及其引发的解读斥为“布尔什维克和反法分子的恶意煽动”、“对法兰西文明使命的亵渎”，试图用舆论的污泥将其掩埋。然而，就在这风暴眼中心，一道比雷霆更震撼的声音，撕裂了所有喧嚣，轰然降临！
1898年曾以一篇《我控诉！》震动法兰西、撼动德雷福斯冤案的大文豪，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在沉寂数年后，再次选择了这个振聋发聩的标题，在《震旦报》（L'Aurore）上发表了新的檄文。
左拉的钢笔尖在信纸上洇开墨渍时，巴黎的夜正漫过他的窗棂。伏尔泰咖啡馆的煤气灯在楼下摇晃，像极了印度支那红河边那些被监工皮鞭抽碎的油灯。他盯着面前摊开的信纸，纸角还沾着从保罗?杜兰破外套里抖落的红河水渍——那是北圻省的泥浆，混着劳工的血，此刻正浸透他亚麻衬衫的第二颗纽扣。
“先生，您要的咖啡。”侍者推门进来，铜壶嘴飘出的热气模糊了左拉的眼镜片。他摘下眼镜，指腹抹过镜片上的雾气，突然笑了——就像当初在《震旦报》编辑部，他第一次读到保罗那封带着霉味的信时，也是这样笑的。那封信里夹着半片带齿痕的人指甲，和一张用蜡纸裹着的速写：二十七个越南劳工被铁棍捅进竹笼，笼口垂着几缕染血的发丝，像极了被风卷走的紫藤花。
“现在，我要让您看看，”左拉对着空咖啡杯低语，“什么才是真正的‘法兰西荣光’” 。思绪回到二人第一次秘密碰头的场面。
“我踏上西贡码头的那天，穿着巴黎美术学院的金丝绒外套。怀里的《维特鲁威人》复制品被海风吹得哗哗响，扉页上还留着教授的批注：“艺术的使命，是用美凝固文明的永恒。”
可等待我的，是嘉林渡口的泥泞。
监工的皮鞭抽在越南劳工脊背上的脆响，比马赛曲的鼓点更刺耳。我数过，每根皮鞭都缠着细铁丝，抽在人身上，会撕下一片血肉，像剥了皮的芒果。那些劳工赤着脚，脚底板的血泡在滚烫的砂石上绽开，又被铁棍碾成血泥。他们的锁骨上烙着“F.M.”（法兰西帝国）的印记，像被火漆封死的信封——封条里装着的，是比死亡更廉价的劳动力”。
“您知道竹编猪笼吗？”保罗的声音在左拉耳边发颤，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蒸笼般的夜晚，“每笼塞十五个劳工，从广州来的，他们说‘回家’要坐这样的‘船’。可船没开出红河，就沉了——不是被浪打沉的，是被监工的皮鞭抽沉的。窒息的人被捞起来，直接扔进河里，像扔块泡烂的木头。”
左拉的手指扣住信纸边缘。他想起巴黎歌剧院的水晶灯，想起玛德琳娜教堂的彩窗，想起那些在沙龙里高谈“文明使命”的绅士淑女——他们谈论印度支那时，用的词是“开化”、“进步”、“法兰西的荣耀”。可保罗说的“猪笼”，比下水道的阴沟更脏；保罗说的“沉船”，比塞纳河的漩涡更无声。
保罗的素描本里，藏着比地狱更狰狞的真相。
他画过“活体测量仪”：铁架上的劳工被铁箍固定成“完美比例”，稍一动弹，滚烫的铜尺就烙在锁骨上。皮肤焦糊的味道混着松节油，熏得绘图员的金丝眼镜都起了雾。保罗在页脚写：“达芬奇画《维特鲁威人》时，可曾想过人体是这般被解构的？他的线条是美的，这里的线条，是血。”
他画过奴化的清晨：劳工们跪在泥地里，额头抵着三色旗，喉咙里挤出改编的《马赛曲》。歌词是：“我们卑贱的脊梁，托起法兰西的荣光！”保罗用颠倒的透视法画下这场景——旗帜不再是飘扬的荣耀，而是一张绞刑架的网；歌声不再是激昂的战歌，而是一团裹尸布，正裹住那些佝偻的脊背。
“您听过婴儿的哭声吗？”保罗突然问左拉，“在北江省的铁轨旁，我见过一群高棉童工。他们用炭条在铁轨上画画：太阳是滴血的铜钱，铁轨是吞吃手指的蜈蚣。有个八岁的阿香，用碎布头缝了个戴镣铐的蒙娜丽莎。她举着那幅画问我：‘先生，您的透视法，能把锁链画成飘带吗？’”
左拉的眼镜片上蒙了层雾。他想起自己的女儿在花园里追蝴蝶，想起她第一次画《自由引导人民》时的兴奋——那时的画布是干净的，颜料是明亮的。可保罗的画布上，自由被锁链捆成了傀儡，阳光变成了血滴。
保罗的觉醒，是从一具头骨开始的。
老街隧道的墙壁里，嵌着上百具华工骸骨。头骨凹陷处嵌着铁镐头，像是被大地吞下的牙齿。保罗举着丁字尺的手在发抖——他本想在这里设计巴洛克式拱门，用浮雕讲述“文明交融”的故事。可此刻，那些骸骨的眼睛仿佛在看他，用空洞的瞳孔质问：“你要用我们的死亡，装饰你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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