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在1933年3月23日，希特勒向国会，提交了着名的《授权法》。该法案，将允许他的政府，在未来四年内，无需国会批准，即可自行立法。这无异于，让国会自己投票，宣布自己死亡。
为了确保法案通过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希特勒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此时，所有共产党的国会议员，早已被逮捕或流亡。纳粹的冲锋队，在会场内外，营造出了一种恐怖的、肃杀的气氛，恐吓着其他党派的议员。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并通过向天主教中央党，作出一些保护教会利益的虚假承诺，希特勒最终，获得了足够的支持票。
在所有的党派中，只有勇敢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全体投了反对票。
《授权法》的通过，标志着魏玛共和国的正式死亡。希特勒，利用了民主的程序，合法地，终结了民主。
这种“合法革命”的悖论，为整个第三帝国的历史，奠定了基调。也为日后那些密谋反抗他的人，制造了一个深刻的、痛苦的道德困境：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他们将不得不打破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法律，刺杀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元首。
与纳粹的宣传机器所描绘的那种，全民狂热、万众一心的景象完全相反，在第三帝国的铁幕之下，反抗的暗流，从未停息过。
这些抵抗，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运动。它更像是一片由动机各异、组织分散的团体和个人所组成的、复杂的光谱。其性质，也从最初的意识形态斗争，逐渐演变为一场德国内部精英阶层的良知危机。
最初的敌人：左翼的抵抗
纳粹上台后，最先遭到残酷镇压的，是他们的政治死敌：德国共产党（KPD）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他们的组织，被迅速取缔，成员被大规模地逮捕，并成为了第一批被送往达豪等集中营的囚犯。
然而，镇压，并未完全扑灭反抗的火焰。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根基深厚的共产党，迅速转入了地下。他们建立了庞大的秘密网络，尤其是在柏林等工业中心。这些地下组织，冒着被盖世太保抓捕和处决的巨大风险，偷偷地印发传单，传播反纳粹的信息，试图在工人阶级中，维持抵抗的火种。但这种抵抗，代价是极其高昂的。盖世太保的无情追捕，使得这些网络，像韭菜一样，被一茬又一茬地割掉。
教会的良知危机
德国的基督教教会（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对纳粹政权的反应，是极其复杂且充满矛盾的，远非一个简单的“反抗”或“合作”的故事。
在纳粹上台初期，许多教会的领袖，都对其表示欢迎。他们天真地将纳粹，视为抵御“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一道坚固壁垒，并认同其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1933年，梵蒂冈甚至还与纳粹德国，签订了《政教协定》，希望以此来保障天主教会自身的权益。而希特勒，则借此，获得了重要的国际外交承认。
然而，随着纳粹政权的极权主义和反基督教的本质，日益暴露，教会的内部分化，也开始加剧。
一部分狂热的神职人员，特别是新教中的“德意志基督徒”运动，疯狂地支持纳粹，甚至试图将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融入到基督教的教义中。
另一部分有良知的神职人员，则开始警醒，并形成了抵抗的力量。其中最着名的，是以马丁·尼莫拉牧师和迪特里希·潘霍华牧师为代表的“认信教会”。他们公开反对国家对教会事务的干预，并因此遭到了纳粹的残酷镇压，许多牧师被逮捕入狱。
尽管存在这样的抵抗，但总体而言，德国的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在纳粹犯下的最深重的罪行面前，表现出了令人不安的、可耻的沉默。
在1938年11月，那场针对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大屠杀期间，几乎没有一位教会的领袖，站出来公开谴责暴行。更甚者，许多地方的教会，还主动向纳粹当局，提供了他们保存的、几个世纪以来的教区洗礼记录。而这些记录，被纳粹用来甄别和追查那些有犹太血统的“非雅利安人”，从而在客观上，协助了纳粹的种族迫害政策。
教会的抵抗，大多局限于维护自身的独立性，而未能将矛头，指向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和其他少数群体，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保守派的觉醒与施陶芬贝格的转变
最终，对希特勒构成最致命威胁的抵抗力量，并非来自外部的政治反对派，也不是来自教会的良知，而是来自这个政权内部的核心精英——一群保守的德国贵族、高级文官和国防军的高级军官。
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是民主主义者。他们是传统的、信奉荣誉和秩序的普鲁士爱国者。他们反对希特勒，起初并非是出于对纳粹意识形态的憎恶，而是源于一种非常务实的担忧，那就是：希特勒这个疯子、这个来自奥地利的下士，他那套鲁莽和狂热的赌博式外交和军事政策，最终会将德意志，引向彻底的毁灭。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喜欢二战那些事儿请大家收藏：(m.xtyxsw.org)二战那些事儿天悦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