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书咱们说到，日本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感觉自己被西方大佬们联手给“修理”了，心里憋着一肚子怨气。这股怨气，在日本国内，特别是军队内部，催生出了一种极其危险的思潮和行为模式——“下克上”！
啥叫“下克上”？这词儿在日本可是有“悠久历史”的。简单粗暴地翻译，就是“下面的人干翻上面的人，自己当老大！”想当年日本战国时代，什么家臣暗杀主公、小领主吞并大领主、农民起义推翻武士统治……这种“犯上作乱”的事儿多了去了，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推动历史变革的“动力”。
按理说，到了近代社会，建立了现代国家，有了法律秩序，这套“造反有理”的丛林法则早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了。可偏偏在日本，这“下克上”的幽灵不仅阴魂不散，反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一帮狂热的、思想极端的少壮派军官给重新刨了出来，还给它涂上了一层“忠君爱国”、“为国除奸”、“清君侧”的“正义”油彩！
这些少壮派军官（主要是陆军那帮人），他们觉得：
文官政府都是软弱无能、贪污腐败的废物，只会对外妥协（比如签那些限制日本发展的海军条约），对内勾结财阀压榨人民，根本代表不了“国家利益”。
军队高层（那些元帅、大将们）也老迈昏聩、因循守旧，不敢放手让“大日本帝国”去开拓疆土、建立霸权。
真正忠于天皇、能够拯救日本于水火之中的，只有我们这些热血沸腾、思想纯洁（自认为的）的少壮军人！
所以，为了“天皇陛下”和“大日本帝国”的“神圣事业”，我们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无视上级命令，清除“奸臣”（包括首相、大臣甚至军队高层），强行推动国家走向“正确”（也就是他们认为的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这种以下犯上、迷信暴力和“精神力量”的“下克上”思潮，就像一种烈性传染病，在日本军队内部（特别是中下级军官中）迅速蔓延。而当时日本国内接连发生的两件大事，更是为这股歪风邪气的滋生提供了绝佳的“培养基”。
关东大地震（1923）：震垮的不仅是房屋，还有人心
1923年9月的那场关东大地震，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场巨大天灾。东京、横滨等核心地区几乎被夷为平地，几十万人死亡失踪。灾难过后的混乱、无助和恐惧，使得社会秩序一度失控。而就在这种时候，一些右翼极端分子和部分军警却趁机散布谣言，煽动仇恨，将怒火引向无辜的在日朝鲜侨民和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者，诬陷他们纵火、投毒。结果导致了大批朝鲜人和左翼人士被日本暴徒残忍杀害。这场地震后的大屠杀，不仅暴露了日本社会深层潜藏的排外和暴力基因，也让一部分人觉得，在极端情况下，政府是靠不住的，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暴力）才能解决问题。这种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也为后来军人藐视文官政府埋下了伏笔。
昭和大萧条（1929年起）：农民破产，士兵愤怒！
如果说关东大地震是“天灾”，那么随后而来的经济大萧条（在日本被称为“昭和恐慌”），对日本社会（尤其是底层民众）来说，简直就是一场“人祸”！
在当时日本经济严重依赖出口，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生丝产业。大萧条一来，国际市场需求锐减，生丝价格暴跌，直接导致了日本农村经济的全面崩溃！
当时的日本社会有多惨？农民大量破产，负债累累，连饭都吃不饱，为了活下去，卖儿卖女的现象屡见不鲜！饿死人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当时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
而当时日本军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来自这些贫困的农村家庭！ 他们自己或者家人，就是这场经济灾难最直接的受害者！他们穿着军装，号称是“为天皇效忠”，保卫“国家利益”，但回头一看，自己的父老乡亲却在日本国内被逼得活不下去！与此同时，他们又看到东京城里的政客们还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大财阀们则利用经济危机兼并土地、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这种巨大的反差和不公，让这些出身底层的年轻士兵和军官们，心里充满了对现实的绝望、对政客和财阀的刻骨仇恨！ 他们越来越容易相信军队内部那些激进派的宣传：“这一切都是腐朽的政党政治和贪婪的资本家造成的！只有我们军人才能拯救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对外扩张！去抢占满蒙（中国东北）那片‘王道乐土’！那里有土地！有资源！有市场！能让所有日本人过上好日子！
”经济上的绝望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为“下克上”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泛滥，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
皇姑屯事件
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那帮少壮派参谋（以河本大作大佐为首），嫌统治东北的大军阀张作霖不听话，碍手碍脚，开始策划并实施暗杀行动，于是在1928年6月4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等人，在没有得到东京政府和军部高层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埋下炸药，将张作霖从北京返回奉天（沈阳）乘坐的专列炸毁，张作霖被当场炸成重伤，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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