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朝洪熙年间起，文官集团的势力便日益膨胀，逐步掌控了朝政。到了他这具身体的原主——崇祯初年，更是形成了所谓“众正盈朝”的局面，朝堂之上，几乎是非东林党人便无法立足，任何不合他们“清议”的政策，都难以推行。
而这些高举着“仁义道德”大旗的文官们，其背后，又与各地豪绅、巨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人们以“资助”书院、同年、同乡为名，向官员们输送着源源不断的银子，支持着他们的日常开销，甚至……包养着那些依附于他们的文人墨客，为其歌功颂德，营造声势。
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朝堂之上官官相护、地方之上横行霸道、垄断各行各业、侵吞国家财富的庞大“官绅财阀”利益集团！他们如同附骨之疽，吸食着大明王朝的血髓，却又打着“为民请命”、“与民休息”的幌子，阻挠着任何可能触动他们利益的改革。
历朝的皇帝们，即便察觉到了这些弊病，但往往因为顾及所谓的“国本稳定”、“朝局和谐”，而投鼠忌器，无力也无胆去真正根除这些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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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朕……不同！” 崇祯的眼中，闪过一丝冰冷的决绝！
如今，由新任首辅蒋德璟以内阁名义正式提出的“整改商税”、“增设皇家银行”、“设立盐务司”、“设立税务司”等一系列石破天惊的改革措施，虽然看似突兀，但在“法理”和“道义”上，却也无可驳斥！——为国筹饷，为民减负，打击奸商，稳定金融……哪一条，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那些平日里巧舌如簧的士大夫们，虽然心中对这些即将触动他们根本利益的新政充满了怨恨和抵触，但在皇帝那不容置疑的威严和厂卫缇骑那冰冷的刀锋面前，却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拿到台面上来公然反对的理由！
于是，这些在他们看来“离经叛道”的政策，便在一种诡异的“无人反对”的氛围中，被迅速通过，并以皇帝的旨意，下发各部，准备雷厉风行地推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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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推行，率先便从京畿地区开始试点！
一时间，京城内外，风声鹤唳！新设立的国税司、盐务司衙门，在东厂、锦衣卫的“协助”之下，开始对京畿地区的商铺、盐场、乃至部分与皇亲国戚有所牵连的“皇庄”、“官庄”，进行前所未有的、严格的税务稽查和产业清点！皇家银行的筹备处，也已挂牌成立，开始“劝说”京中各大钱庄、票号“自愿”入股，并“鼓励”百官士绅将家中窖藏的银两，存入银行，以“共襄盛举”！
任何敢于抗拒、或是有所迟疑者，立刻便会有厂卫番役“登门拜访”，进行“亲切友好”的问询！短短数日之内，仅因“偷逃税款”、“阻挠新政”等罪名，而被捕入狱、抄家问罪的官员、商贾、乃至勋贵管事，便已数倍于往年！各衙门与驻扎在京畿的禁军、城防军，更是高度戒备，严密配合，确保新政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不打折扣的执行！
这股发端于京师的改革风暴，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迅速波及到了外省，尤其是那些商贸发达、士绅势力盘根错节的江南地区！当地的官绅、财阀们，在听闻京师的种种“酷政”之后，无不人人自危，如坐针毡！他们这才真正意识到，这位年轻的皇帝，此番……是真的要“磨刀霍霍”，拿他们开刀了！而且，是毫不留情，不讲任何情面！
崇祯皇帝更是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讳言地表示，大明朝的许多“祖宗成法”，早已不合时宜，必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动！甚至不惜……推倒重来！
面对皇帝这种近乎“不要脸”的强硬姿态，以及那无孔不入、也无所不用其极的厂卫鹰犬，那些残存的东林党人和地方士绅们，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束手无策！他们以往最为擅长的、通过撰写文章、鼓动清议、甚至组织太学生伏阙上疏等方式来抨击朝政、对抗皇权的手段，在皇帝这简单粗暴的“不跟你讲道理，只跟你讲刀把子”的策略面前，尽皆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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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之所以敢于如此“肆无忌惮”地推行这些足以颠覆整个帝国统治基础的激进改革，其底气，自然也来源于他手中那日益稳固的权力和……民心！
政治上，通过近两年来持续不断的、以“瓜蔓抄”方式进行的铁血清洗，曾经在朝堂之上呼风唤雨的东林党及其附庸势力，早已是土崩瓦解！其核心人物，或死或囚，或罢官流放，朝堂之上的“东林余孽”，已是所剩无几，再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政治对抗力量。
舆论上，新设立的皇家报社，连同三厂一卫的宣传机器，正开足马力，日夜不停地宣扬着皇帝的“圣德”与新政的“益处”，同时也不断揭露着那些被清洗官员的“贪腐”与“不法”，将他们彻底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权力架构上，以内阁首辅蒋德璟、阁臣冯铨、以及新任兵部尚书朱大典等人为核心的“帝党”官员，已全面掌控了朝政的运作。如今的内阁，早已不是那个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决策中心，而更像是……皇帝陛下的“私人盖章班子”，负责将皇帝的意志，转化为具体的政令，并监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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