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内阁首辅魏藻德，在东暖阁那压抑的氛围中，用一种近乎悲壮的姿态，叩请圣上准其“乞骸骨”，并“深明大义”地举荐次辅蒋德璟接任首辅之位时，崇祯皇帝的脸上，并未露出丝毫的意外或挽留。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位在他雷霆清洗东林党之后、被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平日里对他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傀儡首辅”，心中却已是明镜一般。
魏藻德，怕了！他怕的，并非是即将到来的与李自成或建奴的决战，而是……朕即将要推行的“商税”改革！这项改革，将要触动整个大明朝廷内外、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士绅、商贾、乃至皇亲勋贵集团的核心利益！这块骨头，太硬！太难啃！他魏藻德，不敢啃，也不愿啃！宁可以“年老体衰，不堪重负”为名，主动辞官，也不愿去当这个注定要被万夫所指、甚至可能身败名裂的“急先锋”！
“罢了。” 崇祯心中暗叹一声，目光却转向了更深远的历史。
他想起了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元帝国。蒙古人凭借着强悍的骑兵，在马背上得了天下，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庞大汗国。然则，他们除了征服与掠夺，却不懂得如何治理，不懂得如何改革，不懂得如何与汉文化融合，最终……短短不足百年，便因内部的腐朽和汉人的反抗，而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元朝末年，群雄并起，逐鹿中原！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哪一个不是叱咤风云、雄霸一方的豪杰？崇祯甚至认为，那个时代的英杰枭雄，其眼界、其格局、其麾下将士的战力，都要远胜于眼下这些只知流窜劫掠的李自成、张献忠之流！
而最终从这乱世群雄之中脱颖而出的，却是那个出身最为低微、甚至可以说是赤贫如洗、做过和尚、当过乞丐的淮右布衣——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与那同样是草根出身的汉高祖刘邦相比，太祖皇帝的崛起之路，无疑更为艰难，也更为传奇！
公元1368年，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于应天府登基称帝，国号大明！开启了中华历史上又一个由汉人主导的、长达近三百年的辉煌时代！
然则，三百年光阴弹指而过。如今，到了他崇祯朱由检手中，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却已是内忧外患，国力凋敝，风雨飘摇，如同那风中残烛，随时都有可能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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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落到今日这般田地？
崇祯皇帝凭借着他那个来自后世的灵魂、以及在大学里学到的那些浅薄却也足以让他洞察本质的经济学知识，早已看清了问题的关键——经济！特别是……税收！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若没有稳定而充裕的财政收入，便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无法支撑起庞大的军队、高效的官僚体系、以及……足以让百姓安居乐业的民生保障！
明代的税收名目，可谓是五花八门，繁杂无比：有针对田亩人丁的“赋”，有针对商贸流通的“税”，有供给军需的“饷”，有无偿劳役的“徭”，还有各种巧立名目的“杂泛”等等。
他穿越之初，为了尽快稳定人心，收拢民望，曾下旨免除天下田赋三年。但他当时便已留了一手——他只免了“赋”，却并未免除“税”！这看似微小的区别，却足以显示出他对国家财政的精准判断和长远考量。
在他看来，明代的“税”，其概念与后世的税制，既有相似之处，亦有极大不同。它并非完全是国家单方面的强制征收，很多时候，是与某种“有偿交换”或“特定服务”相挂钩的。比如，针对过往商旅征收的“商税”（关税、过税），针对官营店铺或特定商品征收的“课税”，针对官方借贷收取的“利息”，以及……各种名义上的“租赁”费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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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商税”的重要性，其实是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的！
洪武年间，太祖便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商税征收体系：在各府设立“税课司”，在各县设立“税课局”，在重要的交通要道、关隘、市镇，则设立相应的“分司”或“税卡”。整个体系，自上而下，层层管理，不可谓不严密！据史料记载，洪武年间，全国共设立了四百五十多处隶属于朝廷的商税机构！其征收上来的税银，皆统一解送至京师太仓，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
当时商税的主要来源，有两大项：
其一，便是“塌房税”，也称“官店钱”。即由朝廷在各地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兴建官方经营的客栈、货栈，所有过往的行商坐贾，都被强制要求必须入住这些官营塌房，并按照其携带货物价值的三十分之一，向朝廷缴纳税款。
其二，则是“市肆门摊税”。此税起于洪熙元年，后在宣德、正统年间，逐步推广于全国。即在城乡集市，对所有开设店铺、摆设摊位的商人、小贩，按照其经营规模和商品种类，征收一定比例的税款。甚至……连那些在城郊种植蔬菜、挑担进城贩卖的普通菜农，也要缴纳“菜园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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