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在李家村大营颁布的五条军政诏令，如同一场及时的春雨，洒在了久旱逢甘霖的士兵们心田之上。消息以惊人的速度传遍了整个大营，乃至京畿周边的各个卫所。
对于这些常年挣扎在生死线上、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甚至连为国捐躯后家人都得不到丝毫保障的普通士兵而言，皇帝的承诺，尤其是那几条实实在在的优待政策，简直是闻所未闻、想都不敢想的“天恩”！
他们真正恐惧的，往往并非战场上的死亡本身，而是死得默默无闻，死后被朝廷遗忘，家中老小无人照料，世代困于卑贱的军户身份，永无出头之日。连年的欠饷，早已让军心涣散，忠诚变成了一个可笑的词语。
但现在，一切似乎都不同了！
陛下亲口承诺，要修建“忠烈祠”，让所有为国战死的将士，无论官阶高低、出身贵贱，都能名留青史，永享祭祀！这是何等的荣耀？！
陛下亲口承诺，阵亡将士的子嗣，可以选择承袭父职（虽然要降三级），也可以选择脱离军户，成为自由民，甚至还能由官府资助读书识字，直到十四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的后代，有机会摆脱世代为兵的宿命，有机会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陛下亲口承诺，家有从军者，免赋役三年！退伍还乡者，给田地、给农具！五年内不承担徭役！这几乎解决了他们所有的后顾之忧！
陛下亲口承诺，废除军户屯垦制度，让他们专心作战！严惩克扣军饷、侵占军田的将领！补发所有积欠的钱粮，配发全新的衣甲兵械！
……
这每一条，都打在了士兵们的心坎上！这是大明立国两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真正将他们这些“丘八”、“武夫”当人看的政策！崇祯皇帝此举，无疑是打破了自宋代以来“重文抑武”的桎梏，挑战了僵化的卫所制度，也彻底点燃了这些底层士兵心中，那早已被磨灭的忠诚与血性！一时间，整个李家村大营乃至京畿周边的军营中，感恩戴德之声不绝于耳，无数士兵誓言要为这位“圣明”的天子，抛头颅，洒热血，拼死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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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北方的士兵们为新政而欢欣鼓舞、士气大振之时，消息传到南方，尤其是文人荟萃、东林党势力根深蒂固的江南地区，却引发了截然相反的、极其强烈的反弹！
在南京，以及苏州、松江等地，以复社为首的士林团体，率先发难。他们集会结社，撰写文章，激烈抨击崇祯皇帝的“倒行逆施”。他们指责皇帝“重用阉党爪牙”、“滥杀无辜士子”、“擅开厂卫，行恐怖统治”、“与民争利，抄家掠财”，如今更是“尊崇武夫，轻贱斯文，乱我朝纲，毁我祖制！” 他们认为，皇帝优待军士、提升武人地位、甚至允许军户子弟读书入仕，是对儒家伦理和士大夫统治秩序的公然挑战！
一时间，江南士林群情激愤。在某些人的暗中组织和煽动下（其中不乏像钱谦益这样身居高位、却对现状不满的前朝大佬在幕后密谋），南京的复社学子们率先走上街头，效仿京师之前的士子，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皇帝“清君侧”，撤回成命，严惩厂卫。
面对汹汹的士林舆情和街头示威，负责留都（南京）防务的镇守太监刘福和世袭罔替的魏国公徐文爵（或其子弟），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想要调动南京的卫戍部队控制局势，却发现困难重重。原来，按照制度，大规模调动南京守军，需要兵部尚书、守备勋臣、镇守太监三方的印信齐全方可。而此时，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正奉旨督师江北，防备左良玉等军阀，人不在南京。缺了一印，刘福和徐文爵都不敢擅自调兵，生怕日后被言官弹劾，担上“矫诏”的罪名。南京的官僚体系，在关键时刻，再次显现出其僵化和低效。
消息传回北京，崇祯皇帝勃然大怒！“好一群不知死活的江南腐儒！国难当头，不思报国，反而在此兴风作浪，非议朝政！真以为朕的刀，砍不到江南吗？！”
他立刻做出反应，一方面，任命素来与东林、复社不睦的马士英为南京吏部尚书，派去整顿南都官场；另一方面，则密令刘福、徐文爵，让他们不必顾忌程序，与马士英配合，对那些带头闹事的复社学子，“便宜行事”，该抓就抓，该杀就杀！绝不姑息！
至于北京城内，虽然也有些许士子对皇帝的新政不满，但在经历了之前的血腥镇压后，加之三厂一卫的严密监控，早已无人敢公然聚集滋事，市面暂时保持着一种高压下的“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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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崇祯皇帝忙于应对内部的政治风波和推行改革之时，南线的军情，却再次传来噩耗。
负责从南面迂回包抄京师的刘芳亮所部大顺军，一路北上，抵达了京南重镇霸州。然而，等待他们的，并非坚固的城防和顽强的抵抗，而是一座几乎不设防的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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