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坊们至今还记得李家老太太出殡那天的情形。那是个阴沉的早晨，雾气还没散尽，送葬的队伍慢吞吞地走在青石板路上。最叫人嘀咕的是捧遗像的那个人——李家独子李秀明，四十多岁的大男人，居然穿着一身素色旗袍，外面罩着麻衣，脸上还施着淡妆。
“造孽啊...”人群里有人小声嘀咕，“李老太太走了都没法让儿子穿回男装。”
“嘘！别让人家听见。不过你说这秀明也是，从小被当闺女养，还真就一辈子没换回来。”
队伍最前头的李秀明仿佛没听见身后的议论，只是一步一步地走着，手上的遗像捧得稳稳的。旗袍开叉处露出半截毛茸茸的小腿，脚上却是一双老式的黑色高跟鞋，走起路来有些别扭，但他似乎早已习惯。
这事儿得从四十多年前说起。
李秀明的母亲李玉梅是镇上小学的老师，父亲李建国是化肥厂的会计。两人结婚五年才怀上孩子，临产前两个月，李建国在一次出差途中遭遇车祸去世。打击之下，李玉梅早产了，在县医院生下了不到四斤重的李秀明。
“是个带把的！”接生的护士笑着说道。
虚弱的李玉梅却突然抓住护士的手：“别说！别告诉任何人我生的是儿子！”
护士吓了一跳，以为产妇精神出了问题。但李玉梅异常清醒，她压低声音说：“我梦见孩子爸了，他说必须把这孩子当闺女养到三十六岁，否则活不长。”
迷信的年代，这种话并不算太稀奇。护士只当是伤心人的胡话，没太在意。但出院后，街坊们惊讶地发现，李玉梅给儿子取了个女孩名，穿小花裙，留长头发，逢人就说自己生了个闺女。
李秀明三岁那年，一场肺炎差点要了他的命。医院里，主治医生摇着头对李玉梅说：“孩子体质太弱，怕是难熬过去。”
那天晚上，李玉梅做了个梦，梦里丈夫浑身湿透，急切地说：“梅，别忘了我的话！得让明儿穿女装，不然留不住！”
第二天清晨，孩子的烧奇迹般地退了。从那天起，李玉梅再无犹豫。
童年的李秀明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他穿着裙子和小姑娘们一起跳皮筋，留着长发扎马尾，妈妈给他买的都是女孩子的玩具——布娃娃、小厨房套装，而不是小汽车和手枪。
转折发生在小学三年级。体育课上，男女分开比赛跑步，李秀明自然站到了女生队伍里。
“李秀明，你是男生，到那边去！”体育老师指着男生队伍。
小秀明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老师，我是女孩。”
同学们哄笑起来：“你有小鸡鸡，就是男孩！”
那天他哭着跑回家，第一次问妈妈：“为什么我和别的女孩不一样？”
李玉梅搂着儿子，讲起了那个反复做过的梦：“你爸在梦里说，要是让你恢复男儿身，就会把你带走。妈不能再失去你了。”
年幼的李秀明似懂非懂，但从那天起，他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同。
初中时，麻烦更多了。男生开始变声，女生开始发育，李秀明卡在中间，成了异类。他不得不使用男女分开的厕所时总是憋着回家，体育课成了噩梦，更衣室更是从来不敢进。
有一次，几个调皮男生把他堵在墙角：“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真姑娘！”
幸好班主任及时赶到。事后，李玉梅来到学校，对校长说：“我家秀明情况特殊，请多关照。”
流言蜚语开始在小镇上蔓延。有人说李玉梅疯了，有人说李家中了邪，还有人说李秀明是个阴阳人。
高中毕业后，李秀明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这对母子来说是个解脱——在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李秀明可以以女性的身份生活，而不必忍受好奇的目光。
大学四年是李秀明最自在的时光。他住在女生宿舍（学校特批的单人间），和女生们一起上课，甚至有过几个追求他的男生，但他总是礼貌地拒绝。
“秀明，你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有种特别的气质。”室友王莉曾说，“怎么从不谈恋爱啊？”
李秀明只是笑笑：“没遇到合适的。”
大学毕业，李秀明回到县城中学教书。这时李玉梅已经退休，母子俩相依为命。李秀明继续以女性身份生活，穿着女装，化着淡妆，说话轻声细语。时间一长，镇上的人见怪不怪，只是背后还免不了议论。
“李家那闺女...哦不，儿子，教书教得真好，我孩子说他讲课特别明白。”
“是啊，就是这打扮...唉，可惜了。”
李秀明教的是语文，深受学生喜爱。他讲课生动有趣，尤其擅长讲古典文学。有时讲到《木兰辞》时，学生们会窃窃私语，但他从不回避，反而深入讲解花木兰为何代父从军，又为何“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和苦衷，”他曾这样说，“我们应该学会理解而不是批判。”
三十二岁那年，学校来了位新音乐老师，叫陈静，刚从省艺专毕业。活泼开朗的陈静很快和李秀明成了好朋友，两人经常一起备课、吃饭、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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