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12日深夜，江口镇汽车站的冷风卷着寒气往骨头缝里钻。刘喜春牵着四岁女儿贺雪铮，踮着脚在出站口来回张望。
出门前两口子说好，丈夫贺治下班就来车站接母女俩回家。可班车到站半个钟头，视线扫遍站台每一处角落，始终看不见那道熟悉的身影。
贺治是维尼纶厂公安处的在职民警，时年二十八岁，为人踏实细心，从来不会无故失约。
三行一断，三行一断的分段格式严格执行：
揣着满心不安，刘喜春只能抱着女儿独自往家走。推开家门的瞬间，炉膛冷冰冰的，没有半点余温。
她心里咯噔一下，丈夫凌晨三点下的班，如果回过家，灶台绝不会凉透。贺治压根没有回来过。
她不敢多想，连夜抱着女儿往维尼纶厂公安处赶，推开办公楼大门，眼前的景象让她双腿发软。
往日有条不紊的办公室乱作一团，所有民警全都紧绷着脸，手里攥着贺治的资料四处核对。
战友们看见刘喜春母女，脸色瞬间沉了下来，支支吾吾道出实情：贺治凌晨三点结束执勤离开单位，上午九点有重要会议，传呼从天亮打到中午，从头到尾没有一条回复。
更要命的是，贺治执勤随身佩戴的五四式手枪、十发配套子弹，跟着他一起消失了。
枪支失踪在九十年代是天大的警情，分局当天火速调集几十名警力，铺开大规模搜寻。
排查范围从县城主干道，延伸到周边山区、矿洞，办案民警一路追到广州、深圳沿海，但凡贺治有可能落脚的地方，全部翻查一遍。
结合贺治平日的为人履历，警方直接排除了携枪潜逃的可能性。所有人心里都悬起一块巨石：贺治极有可能在路上遭遇不测。
可走访沿途商户、住户、工地工人，问遍所有路人，没有任何人提供有效线索。时间一天天耗过去，从寒冬腊月到来年开春，四个月地毯式搜寻一无所获。
贺治失踪案，成了淑浦县当年最棘手的悬案，家属整日以泪洗面，整个公安处上下憋着一口气，却连突破口都摸不到。
转年1994年4月，距离贺治失踪已经过去四个月，案件眼看就要陷入死局，一条不起眼的闲聊消息，撕开了突破口。
一名混迹乡间的线人在村里唠嗑，偶然听见马田坪乡人民村村民向延海，酒后跟旁人炫耀，自己手里藏着一把制式手枪。
消息传到公安局，办案民警瞬间警觉：贺治失踪时遗失的，恰好就是一把五四式手枪。
事不宜迟，当天夜里，八十多名干警分乘几辆吉普车，直奔人民村向延海家中合围抓捕。推开门时，向延海还在床上熟睡，没等反抗就被当场控制。
搜查队顺着屋子角落翻找，木箱底层找出那把五四式手枪，枪号一比对，铁证如山——正是失踪民警贺治的配枪。
突击审讯室的灯光彻夜亮着，一开始向延海咬死不肯松口，几番审讯攻坚之后，他终于扛不住压力，交代了1993年12月12日凌晨，伙同另外三名同伙联手杀害贺治的全部事实。
可棘手的难题紧跟着来了：其余三名同伙听闻风声，早就提前出逃，四散逃窜到外地，没人清楚他们落脚在哪。
在向延海断断续续的供述里，贺治遇害当晚完整的经过，一点点浮出水面。
案发当天凌晨，向延海、宋泽海、宋泽福、蔡超刚四人，都在县城一处在建楼房工地做临时工。
夜里趁着四下无人，四人结伴摸去附近人工鱼塘，偷偷捕捞上百公斤鲜鱼，打算藏进空置的二楼房间，天亮拉去集市变卖换钱。
四个人搬着鱼货上楼时，压根没料到，下班途经工地的贺治，凭着多年民警的职业警觉，察觉到楼内动静异常。
贺治握着手枪，放轻脚步悄悄摸进在建楼房，刚上二楼，就撞见四个男人围着满地鲜鱼忙忙碌碌，盗窃现场抓了个正着。
贺治当即亮明警察身份，勒令四人放下鱼货，跟自己回公安处接受调查。
按理说偷鱼只是小额盗窃，认错认罚就能了结，偏偏四人心里藏着歹念，对视几秒的功夫，杀人灭口的心思已经敲定。
贺治压根没料到，几件鲜鱼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只当对方是普通务工农民，放松警惕，抬手示意几人跟着自己下楼。
就在转身引路的瞬间，宋泽海猛地抄起墙角一根粗木棒，狠狠挥向贺治握枪的手腕。
猝不及防的重击下，手枪脱手摔落在地，其余三人一拥而上，死死摁住贺治四肢，手肘卡住脖颈，拼命压制他的挣扎。
贺治常年执勤锻炼，力气远胜普通村民，拼尽全力反抗，奈何对方四个人合围，双拳难敌八只手，几番拉扯之后，渐渐脱力失去动弹能力。
四人确认贺治不动之后，心里慌作一团，眼下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案自首，或是彻底掩埋痕迹，把命案藏得天衣无缝。
贪念和恐惧冲昏头脑，他们打定主意毁尸灭迹，借着工地施工的便利掩盖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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