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溪中浮尸
1999年2月25日上午9时，浙江省余杭市（现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冬日的苕溪水面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寒意。
一位牧牛老人沿着溪边缓行，目光无意中扫过河面，一具骇人的景象让他惊骇万分——浑浊的水流中，一具苍白的人体与一辆绿色的自行车被绳索紧紧缠绕在一起，随波浮沉。
老人踉跄着跑向最近的电话亭，用颤抖的声音向警方报了案。
警方迅速赶到并打捞起尸体。死者是一名年轻女性，全身赤裸，生前曾遭受暴力侵犯，死亡时间推断在2月1日傍晚。经过辨认，她正是四天前失踪的“梦姑娘”。
这个噩耗，瞬间击碎了她的父亲梦星月最后一丝希望。
2月1日那天，他因家事耽搁了半小时，未能像往常一样准时去接在余杭镇个体台球房下班的女儿，便是永诀。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半小时的延误，竟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二）草蛇灰线
仓前镇与余杭镇之间的这片区域，一时间被恐怖的阴云笼罩。实际上，危机的种子早已埋下。
警方在后续深入调查中震惊地发现，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在这条连接两镇的僻静路段，已先后有超过十名妇女在夜间遭遇拦路侮辱。
但由于发生在夜间，受害人普遍处于惊恐状态，加之罪犯行动迅速，竟无人能清晰描述出歹徒的体貌特征，多数人甚至选择忍气吞声，未曾报案。
一条关键线索浮出水面：1998年11月30日，在同一地段曾发生一起恶性强奸抢劫案。
受害人陶女士深夜骑车回家，被身后窜出的歹徒猛然撞倒，颈部被死死扼住，当场昏迷。
直到半夜，她在刺骨的寒冷中苏醒，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在路边的稻田中，下身疼痛，仅被胡乱盖着些干稻草，自行车和衣物已被掠走。
她在其父陪同下报案后，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了几枚相对清晰的皮鞋印、少量毛发，并在陶女士胸部发现了歹徒留下的清晰咬痕。尽管警方曾组织力量蹲守一个多月，但案件始终未能突破。
（三）泥土寻踪
“2·25”案发现场，环境复杂，取证极其困难。
以浮尸点为中心，警方在寒风冷雨中向上游辐射两公里进行拉网式搜索。
经验丰富的侦察员在距离浮尸现场上游约300米的一处河塘草坡，发现了一片有轻微滚压痕迹的草丛，初步判定为凶手作案的第一现场。然而，除了这片倒伏的杂草，现场几乎一无所获。
主持侦破工作的余杭市公安局副局长翁金昌并未放弃。
他与刑侦大队长沈建国商议后，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为大胆的决定：将这片约5平方米、可能蕴含微量物证的表层泥土与杂草，全部打包运回实验室！
这是一个枯燥至极却至关重要的过程。技术人员用了整整三天三夜，像考古学家般细致地烘干、筛选上百公斤的泥土，不放过任何微小颗粒。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最终从这堆混杂的泥土与草根中，奇迹般地分离出了6根毛发——这或许是撕开案件迷雾的唯一希望。
（四）科学利剑
1999年4月2日，余杭市公安局将“11·30”案和“2·25”案现场提取的毛发、受害人血样以及前期排查中锁定的数名重点嫌疑人的血样，一并送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法医物证室的副主任法医师陈松和法医师刘冰接手了这项艰巨任务。
由于野外提取的毛发性质复杂，他们首先进行了血型鉴定，将毛发放分为A、AB、B三型。
随后，他们对所有样本进行了更为精确的线粒体DNA高变区序列测定。历时近两个月，四份鉴定报告相继出炉。结论显示：送检的嫌疑人样本与现场多数毛发不匹配，他们被排除了嫌疑。
然而，一个决定性的发现隐藏其中：从“11·30”案现场和“2·25”案现场分别提取的“B型”毛发，其线粒体DNA高变区序列完全一致！科学证据冰冷而确凿地指出：这两起相隔数月的案件，系同一人所为！这为并案侦查提供了铁证，也为迷茫中的侦查员指明了方向。
（五）魔影再现
就在警方根据DNA并案结论，调整侦查策略，准备集中力量攻坚时，那个蛰伏的恶魔再次按捺不住躁动的邪念。
1999年7月8日，在流经仓前镇的京杭大运河河段，又一具全身赤裸的女尸被发现。
经法医检验，同样是强奸后杀害，作案手法与“11·30”、“2·25”两案惊人地相似：暴力扼颈、弃尸水域、掠走衣物……罪犯的嚣张与残忍令人发指。警方果断将三案合并侦查。
浙江省公安厅和杭州市公安局的刑侦专家汇聚余杭，对系列案件进行综合会诊。
通过对有限物证和作案手法的分析，他们为嫌疑人进行了精准“画像”：青壮年，身高1.70米以上，体格较强壮，穿43码皮鞋；性格孤僻，胆大凶狠，性心理扭曲；可能有骚扰妇女的前科或劣迹；极有可能是本地或周边熟悉地形的独居男性，生活层次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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