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5日清晨6时10分，北京878厂检验科技术员耿来文揉着惺忪睡眼，走下实验楼准备上厕所。
初冬的寒风扑面而来，他不由得裹紧了工装。就在转过楼角的瞬间，他猛地停住脚步——水泥地上赫然躺着一个人影。
耿来文战战兢兢地靠近，认出是本厂总机女电话员安连喜。
他颤抖着伸手探向她的鼻息，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人已经没气了！他顾不上原本要上厕所的事，拔腿就往厂值班室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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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878厂保卫科报告后，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的刑侦技术人员立即出动。
警车呼啸着驶入位于朝阳区酒仙桥工业区的878厂，民警们身着72式警服，迅速展开现场勘查。
现场位于工厂东南方向的二车间实验楼外东侧。安连喜的尸体头西脚东，呈仰卧姿态倒在墙根旁的水泥地上，头部距离墙根仅30厘米。
她的双臂向上平伸，双腿笔直，头下方的水泥地上一片殷红的血泊正向东侧流淌。
头部右侧有一块沾满鲜血的湿抹布，脚前8厘米处散落着一只白色方口、红色塑料底的女式布鞋——正是左脚的。
与尸体位置相对的墙面上，密密麻麻的喷溅状血迹触目惊心，最高的一处血点距离地面达1.67米。
楼上正是安连喜值班的总机室，这是一间一明三暗的套间。外间房门虚掩，暗锁和插销完好无损。
门后的西南角，水池里孤零零地放着一把拖把。室内没有开灯，陈设整齐，地面光洁。
北侧的值班员休息室和南侧的电话室却都亮着灯，未见异常。
外间的双层窗户中，北扇完全敞开。内窗台上，一只右脚的白色方口红底女鞋鞋跟向外摆放着。
窗外棱台上有少量擦蹭状血迹，窗台下墙面上点缀着几处“！”状血迹。
更令人注意的是，一楼外窗台的一片树叶上，竟沾着一滴清晰的点滴状血迹。
在一楼与二楼之间架设的八条电缆上，也发现了少量血迹和带血的头发。
尸检结果显示：死者身高1.67米，衣着整齐。
衣袋中的工作证、钱包和一串钥匙安然无恙。
钱包内有8元现金及粮票、布票、工业券等票证；左手腕上还戴着一块上海牌女式手表。
死者面部、鼻部、颈部及外衣左前侧均有擦痕，右眼上眼睑青肿，右耳出血，嘴角溢出白色泡沫。
头部有两处挫裂伤，分别位于右顶枕部和左颞顶部；腹部明显隆起，下腹两侧可见白色妊娠纹；左脚胳窝处有擦伤。
解剖发现，死者颈部无皮间出血，胃内无毒物反应，但肋骨骨折、内脏出血。
最令人心痛的是，子宫内还有一个女性胎儿——这是一尸两命的惨剧。
死者血型为O型，下体干净，无性侵迹象。
群众走访得知，31岁的安连喜1970年从解放军某部通信连复员，分配到878厂任总机接线员。
她性格开朗，工作积极，作风正派，群众关系良好，自尊心强，从不甘于人后。
就在10月份，她还因工作出色获得一等奖。1972年，她与本厂五车间副主任梁士武结婚，育有一个5岁男孩，家庭经济条件优越。
据梁士武回忆，11月4日厂休日，他们一家三口去了安连喜娘家。
晚上9点回家后，他带着儿子去邻居家看电视，安连喜则在家发面和面。
9点30分，安连喜要去值夜班，特地到邻居家送钥匙，还细心嘱咐：“回家的时候别让孩子感冒了。”
临走时，她带上了为丈夫织了一半的毛衣。
“你对你爱人的死有什么看法？”民警问道。
“以连喜的性格，跳楼自杀绝无可能。但要说被人谋害——我们也没什么仇家啊。”
电话班班长刘建芝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11月3日打扫卫生时，安连喜曾说过“我负责的那两扇玻璃窗该擦了”。
现场打开的窗户正是她的卫生包干区。总机房值班记录显示，11月4日夜班交接日记写着：“三班、安、本班工作正常工具齐”，经辨认确是安连喜笔迹。
上一班值班员范连英指认，现场那块抹布是她打扫完卫生后搭在窗台下暖气片上的。
基于初步勘查和走访，警方最初得出结论：
1. 排除自杀可能；
2. 排除奸杀、仇杀、财杀可能；
3. 符合擦玻璃时失足坠楼特征；
4. 死因符合摔伤致内脏出血休克。
事情看似已经明朗。但治安处处长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召集了案情分析会。
会上，同志们提出了五点疑点：
1. 擦玻璃为何不开灯？
2. 寒冬深夜，为何同时开门开窗？
3. 拖把出现在水池，违背死者习惯；
4. 95厘米高窗台，孕妇如何攀爬？
5. 窗外树叶上的滴落状血点从何而来？
处长掐灭烟头：“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吃完饭再沉下去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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