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发现场位于北京西郊一家不起眼的邮电所。
1998年1月23日，距离春节只剩四天。附近居民第一次目睹这么多警车闪着红灯接连停在邮电所门口。行人远远驻足，交头接耳地猜测：邮电所出什么事了？
警察们神情凝重，进出之间透露着一个明确信息——这家小邮电所里发生的，绝不是普通案件。
大约十二点五十分，营业厅里没有顾客，一片寂静。门“吱呀”一声被推开，营业员王玉红和张平丽以为是来办理业务的客户，并没太在意。却没料到，走进来的是一个抢劫者。
他是个年轻人，头戴黑色帽子，帽檐压得很低，身穿黑色长大衣，衣领向上翻起，只能看见一双不算大、却异常凶狠的眼睛。他右手握着一把短枪，左手高举起一个输液用的玻璃瓶，几步就冲到了柜台前。
“我俩当时完全吓呆了，”王玉红事后回忆，“就像电影里演的抢劫银行那样。可他拿着那瓶水是做什么？让我们喝水镇定？”男人用枪指着她们，把玻璃瓶“咚”地一声搁在柜台台面上。出乎意料，他什么也没说，而是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约半张信纸大小的字条，扔了过来。
字条上写着：“我有六发子弹，一瓶硫酸，请勿冒险稍安勿躁，我保证你平安过年。将钱装入袋里，动作要快，别耍花样，否则格杀不论，绝症患者。”
直到这时，她们才明白瓶子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硫酸。见她们没有动作，男人又晃了晃手枪，扔过来一个牛皮纸袋，示意她们往里装钱。
两人被迫就范，打开抽屉，手忙脚乱地将成捆的钞票塞进纸袋，再扔回柜台外。一沓厚厚的百元钞从袋中滑落，掉在地上。不知是没看见，还是太过慌乱，劫匪没有去捡。他把枪塞回衣兜，抓起纸袋和硫酸瓶，头也不回地冲出大门，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起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邮电所劫案，引起了警方高度重视。刑警们分析：犯罪嫌疑人目标明确、有备而来，持枪、携带硫酸、遮挡面容，符合预谋作案特征。但和一般抢劫案不同的是：嫌疑人全程不语，以字条代言，用语居然还带些文气，甚至出现繁体字，实在反常。
现场勘查并未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两位女营业员提供的嫌疑人体貌特征也十分模糊：年轻、偏瘦、穿黑衣……刑侦工作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局。
所有的突破口，似乎都落在了那张字条上。文检专家判断，写字之人应有一定文化素养。
刑警们预感，这案子难破，除非出现奇迹。
他叫伟嘉，在朋友和同事眼中，是一个活泼健谈、颇有文化修养的年轻人。虽不算英俊，但待人真诚、知识广博，从庄子哲学到佛学禅理，从唐宋诗词到西方文学，他都能侃侃而谈。
心气高的伟嘉不甘于广东小城的平淡生活，早早外出闯荡。他在广州做过调音师，在武汉推销过医疗器材，后来考上了湖南长沙师范学院中文系。1997年2月，他怀着成名的梦想来到北京，希望有一天“伟嘉”这个名字能出现在各类文学家、诗人的名录中。
为了生计，他学过调酒，并很快拿到资格证书。但他最终选择的，却是文字工作——他去应聘一家中央单位报社的编辑岗位，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市场部见习编辑。然而两个月后，因难以适应编辑部氛围，他选择离开。
之后，他在海淀挂甲屯租下一间平房，对外声称自己要考研，整天闭门读书写作。房东老太太时常给他送些吃的，他却靠朋友汇款维持生活，而那家被劫的邮电所，正是他常去取钱的地方。
1997年5月，他进入一家声讯台担任夜间心理咨询员。一开始，他很喜欢这份工作，在寂静的深夜通过电话线倾听陌生人的心事，为他们排忧解难。但久而久之，他发现自己陷入一种重复和虚无之中，个性逐渐被消磨殆尽。他再次辞职，回到那间小屋。
他在日记中写道：“感情的无遇而压力日增，跪在冰冷的地板上无泪痛哭……我不甘心，我的心碎了，逝去的灵魂早没了踪影可我还要去奋斗。”
1998年1月9日，伟嘉凭借不错的文笔和创意，被《音乐生活报》录用，负责收藏栏目。他决心这次一定要好好工作。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念头也在他心中悄然滋生。
“生活乏味。来点动荡感吧，调整心态。” “犯罪的念头引诱着我，只是也让我看清明白自己的弱点：怯懦。” “该改变了，拿出勇气去改变……”
据伟嘉自述，那罪恶的念头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的。1998年1月22日晚，他编完稿件已近午夜，躺在床上思绪翻涌：理想、父母的期待、朋友的厚望，与一事无成、经济拮据的现状形成强烈反差。他突发奇想，决定做一件“大事”来突破心理障碍，证明自己并非庸碌之辈。
他选择了抢劫。
那晚，他冷静地选定作案地点——熟悉的挂甲屯邮电所。他戴上手套，在一个撕开的信封背面写下那几行繁体字字句，又找出之前买的玩具手枪和一瓶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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