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馆的课业，对方敬儒先生来说是传道授业，对陈平安而言，则更像是一个验证和梳理知识的平台。
白天，跟随方先生学习四书五经，掌握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儒家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
夜晚，则一头扎进脑海中那座无垠的图书馆，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探索。
单纯依靠蒙学课本，或者说，仅仅依靠这个时代本身流传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陈平安深知这一点。
想要真正理解这个名为“大夏”的王朝，想要在未来的科举乃至仕途中走得更远，必须拥有更宏大的视野和更深刻的洞察力。
图书馆，便是他打开这扇窗的钥匙。
除了科举必考的经史子集，开始有意识地涉猎更广泛的领域。
大夏朝的本朝史录，虽然可能经过官方修饰，但总能从中窥见王朝兴衰的脉络。
各地的地理方志，记载着山川河流、风土人情、物产资源，这是了解国情民生的基础。
历代的律法典籍，让他明白这个社会的规则底线和权力运行的逻辑。
甚至是一些看似“无用”的风俗笔记、杂谈野史，也能从中了解到最真实的社会生活和百姓心态。
这些来自“书内”的知识，与他日常在“书外”的观察和体验，开始相互碰撞、印证、融合。
比如，方先生在课堂上讲到前朝某个皇帝因为好大喜功、滥用民力而导致天下大乱的历史典故。
陈平安便会在图书馆中查找关于大夏本朝那位同样喜欢大兴土木、巡游天下的“景泰帝”（虚构）的相关记载和民间评价。
两相对比，历史的相似性与当下的隐忧便了然于胸。
再比如，蒙学课本里讲“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
陈平安却通过观察镇上那些富裕的商人（如墨韵斋刘掌柜）在社会交往中隐隐展现出的能量，以及图书馆里关于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资料，开始思考这种等级秩序的稳固性，以及商业力量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的真实角色。
这种将书本知识与现实观察、前世经验与今生处境相结合的思考方式，让陈平安对这个时代的理解，远超同龄人，甚至超越了方敬儒这样的老学究。
这种超越，也渐渐体现在他与方先生的日常交流中。
某次，方先生讲解到《孟子》中关于“井田制”的理想。
老先生按照传统注疏，阐述着井田制的“美善”之处，认为那是上古先贤为天下百姓设计的理想蓝图。
请教问题的环节，陈平安站起身，恭敬地问道：“先生，井田之制，固然有其‘均平’之美意。然学生浅见，此制若要推行，恐有几处难处。”
方先生有些意外：“哦？有何难处？你说来听听。”
“其一，人口繁衍，土地数量有限，如何持续‘均平’？若不断细分，岂非人人所得皆不足以糊口？”
“其二，土地有好坏肥瘠之分，强行均分，又岂能真正公平？勤者懒者所得相同，又岂能激励农桑？”
“其三，若遇天灾人祸，官府如何统筹调配？一家一户之‘均平’，恐难抵御大风险。”
“其四，也是最难者，人心之私欲难平。‘均平’之下，若无强力约束，难保不会有人侵占挪用，最终依旧归于乱局。”
一连串的问题，层层递进，直指井田制在现实操作中可能遇到的核心困境。
这些观点，很多都借鉴了图书馆里后世学者对古代土地制度的研究成果，但被陈平安用简洁明了、符合当前语境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方先生听得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
这些问题，他并非没有想过，但从未像陈平安这样系统、尖锐地提出来。
尤其是关于“人心私欲”和“强力约束”的观点，更是触及到了理想制度与残酷现实之间的根本矛盾。
“你…你这些想法，从何而来？”方先生忍不住问道，语气中带着难以置信。
“回先生，学生只是…读史之时，看到历代变法，似乎少有能长久推行井田者，心中便生出些许疑惑，斗胆向先生请教。”陈平安依旧将功劳推给“读史”和“请教”。
方先生看着他，久久无语。
这一刻，老先生真正意识到，自己面前的这个弟子，已经不能再用看待普通蒙童的眼光来看待了。
他的学识，他的见解，他的思维深度，已经足以和自己平等地讨论学问了。
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自己看得更远，更透彻。
从那以后，方先生与陈平安的交流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不再是单纯的师生问答，更像是同道之间的切磋论道。
方先生会将自己多年治学的疑难困惑提出来，与陈平安共同探讨。
陈平安也会在合适的时机，将自己的一些“新颖”见解（经过包装的），以请教或讨论的方式提出来，听取老师的意见。
这种教学相长的过程，对师生二人都有极大的裨益。
方先生感觉自己的学问似乎也焕发了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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