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景初年间，刘劭奉命制定了一套官员考核制度，即《都官考课》。他上书说：“官员的考核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然而历代以来并没有真正重视这一制度，导致治理的法则缺失，官员的才能和能力混杂不清。陛下以圣明的远见，痛惜国家纲纪的松弛，通过内省和外诏来推动改革。我深受陛下恩宠，得以承担这一重任，于是制定了《都官考课》七十二条，还撰写了《说略》一篇。我学识浅薄，实在不足以完美地传达陛下的旨意，确立完善的制度。”他还主张应该制定礼仪和音乐，以改变社会风气，撰写了《乐论》十四篇，但这些制度和着作在他完成之前，明帝去世，因此未能实施。到了正始年间，刘劭致力于讲学，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他一生着述丰富，包括《法论》《人物志》等，总计一百余篇。他去世后，被追赠为光禄勋。他的儿子刘琳继承了他的爵位。与刘劭同时代的东海人缪袭，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着述颇丰，官至尚书、光禄勋。
缪袭的好友仲长统，山阳人，汉末担任尚书郎，但英年早逝。他着有《昌言》，文辞优美，值得一读。缪袭在为《昌言》作序时提到，仲长统字公理，自幼好学，广泛涉猎各类书籍，文辞丰富。他二十多岁时，游历青、徐、并、冀等地，与他交往的人都觉得他与众不同。并州刺史高干素有名望，招揽了许多四方游士。仲长统拜访高干时，高干热情接待，并向他请教世事。仲长统对高干说：“您有雄心壮志，但却缺乏雄才大略，喜好人才却不能善于选择，这是我为您深感忧虑的。”高干自视甚高，没有采纳仲长统的建议。仲长统离开后不久，高干果然失败了。并州和冀州的士人因此更加认可仲长统的见识。大司农常林与仲长统同在上党任职，他认为仲长统性格豪放，敢于直言，不拘小节。每当郡里征召他时，他总是以生病为由拒绝。他言行无常，当时有人甚至认为他有些疯狂。汉帝在许昌时，尚书令荀彧掌管中枢机要，喜好人才，善于发现奇才。他听说了仲长统的名声后，推荐他担任尚书郎。后来，仲长统参与了太祖的军事事务，之后又回到尚书郎的职位。他在延康元年去世，享年四十多岁。仲长统常常讨论古今世俗的事务，每当他感慨叹息时，就会写成一篇论述，名为《昌言》，共有二十四篇。
散骑常侍、陈留人苏林，博学多才，对古今文字有深入的研究。他在建安年间担任五官将文学，受到礼遇。黄初年间，他担任博士给事中。文帝在《典论》中提到的苏林就是他。他年老后退休在家，朝廷经常派人去探望他，多次给予赏赐。他活到了八十多岁。
光禄大夫、京兆人韦诞，字仲将，是太仆韦端的儿子。他有文学才华，擅长撰写辞章。建安年间，他担任郡里的上计吏，被特拜为郎中，后来逐渐升迁为侍中、中书监。他以光禄大夫的身份辞去职位，七十五岁在家中去世。最初，邯郸淳、卫觊和韦诞都以书法闻名。卫觊的孙子卫恒撰写了《四体书势》，其中提到：
古文：自秦朝使用篆书，焚烧了先秦的经典，古文因此失传。汉武帝时期，鲁恭王破坏了孔子的宅邸，发现了《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等古文经典。当时的人已经不认识古文，称之为“科斗书”。这些古文被汉朝秘藏，很少有人能看到。魏朝初期，能够传承古文的人只有邯郸淳。卫觊临摹了邯郸淳的《尚书》，后来拿给邯郸淳看，邯郸淳却分辨不出。到了正始年间，立了三字石经，逐渐失去了邯郸淳的书法风格。因为“科斗书”的名字，人们开始模仿它的写法。太康元年，汲县的百姓盗掘了魏襄王的墓，发现了十几万字的竹简。对照卫觊的书法，还能看出一些相似之处。
篆书：秦朝时，李斯以篆书闻名，许多山上的铭文和铜人的铭文都是他的作品。汉朝建初年间，扶风人曹喜的篆书与李斯略有不同，但也堪称一绝。邯郸淳师从曹喜，掌握了其精髓。韦诞师从邯郸淳，但未能完全达到他的水平。太和年间，韦诞担任武都太守，因擅长书法被留在朝廷担任侍中。魏朝的宝器铭文大多出自他的手笔。汉朝末年，蔡邕吸收了李斯和曹喜的书法风格，创造了古今杂形的字体，但在精细和简洁方面不如邯郸淳。
隶书：其相关内容已在武纪中简要提及。又说：“师宜官擅长写大字，邯郸淳擅长写小字。梁鹄认为邯郸淳掌握了次仲的书法技法，然而梁鹄的用笔已经充分发挥了其书法的气势。”
草书：汉朝兴起后出现了草书，但不知其作者是谁。到了章帝时期，齐相杜度以擅长草书着称。后来的崔瑗、崔寔也以草书闻名。杜氏的草书结字较为安稳，但书体略显瘦弱；崔氏的草书笔势很好，但结字稍显疏松。弘农人张伯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精进技艺。他家中的衣帛，必定先书写后再漂洗，他在池边学习书法，池水都被染黑了。他下笔必定遵循规范，被称为“怱怱不暇草”，寸纸都不会浪费，至今世人仍然珍视他的作品，韦仲将称他为“草圣”。张伯英的弟弟张文舒，仅次于张伯英。还有姜孟颍、梁孔达、田彦和以及韦仲将等人，都是张伯英的弟子，在世上颇有名气，但都比不上张文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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