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台，这座名义上辅助天子、总理万机的帝国中枢，如今却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沉寂与压抑。
廊柱依旧巍峨，殿宇依然宏伟，但往来官吏的脚步大多匆匆，脸上也少了几分昔日帝国中枢该有的从容与自信，多了几分谨慎和不安。
董卓的影子，如同无形的阴霾，笼罩在这座权力殿堂的每一个角落。
我所在的度支曹，位于尚书台一个相对偏僻的院落。这里负责掌管全国的财政收支、赋税核算、仓储调度等事务，本该是油水丰厚、人人趋之若鹜的部门。
但如今，董卓废钱铸小钱，横征暴敛，财政早已陷入一片混乱，度支曹的实际权力也大打折扣，反而成了个无人问津、只剩下处理堆积如山、错漏百出文书的苦差事。
这对我来说，却未必是坏事。我的职位是令史，官阶卑微，每日的工作，就是面对着几乎能将人淹没的竹简和木牍。
空气中永远飘散着陈年墨迹和竹木朽败的气味。同僚们大多是一些上了年纪、早已磨平了棱角的老吏，或是些没什么背景、只求安稳度日的年轻人。
他们对时局要么麻木不仁，要么私下抱怨几句，工作上则大多敷衍了事，得过且过。
我的日常，便是在这无尽的案牍中，核对各地呈报上来的赋税数字，计算军队粮草的调拨损耗，整理那些因为记录混乱、甚至被人为篡改而变得一塌糊涂的账目。
这份工作枯燥、繁重，且毫无前途可言。但我并未因此而懈怠。恰恰相反，我将这里视为一个难得的、可以近距离观察帝国这部庞大机器如何运转（以及如何失灵）的窗口。
更重要的是，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和账目，对我来说，却如同一个个等待解开的谜题。
我没有声张，只是默默地运用着我那些超越这个时代的知识和方法。
比如，在整理一批地方郡县上缴赋税的流水账目时，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一笔笔地加减核对，而是借鉴了后世“复式记账法”的原理（虽然不能完全照搬，但其核心的平衡和对应思想是通用的），设计了一种更清晰、更易于查找错误的分类和核对方法。
如此一来，不仅速度大大提升，而且那些隐藏在混乱数字中的虚报、漏报甚至贪墨的痕迹，也往往能被我一眼识破。
又比如，在核算一批从关中调往洛阳的军粮损耗时，同僚们大多按照官府规定的固定比例进行估算，误差极大。
而我则会根据运输路线的距离、地形、季节、押运兵力等因素，结合我之前积累的一些基础物理和运筹学知识，建立一个简单的损耗模型进行推算。
结果往往比他们的估算要精确得多，甚至能反推出运输途中可能存在的管理漏洞或人为侵占。
我的这些“奇特”做法，起初并未引起太多注意。毕竟，我只是个新来的、不起眼的令史。
但渐渐地，我的工作效率和准确性，开始让周围的同僚感到惊讶，甚至有些不安。
他们不明白，为何同样一堆烂账，到了我手里，总能被梳理得清清楚楚，那些隐藏的猫腻也无所遁形。
一些嫉妒的流言开始在背后传播：“看那个陆令史，年纪轻轻，倒挺会钻营，想在上官面前表现呢！”
“哼，不过是些奇技淫巧罢了，能顶什么用？”
但我并不在意这些。我需要的，不是同僚的认可，而是……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
度支曹的主事是一位姓孙的中年官员。他为人还算正直，但性子有些急躁，正为一批从河东郡运来的军用物资账目混乱不堪而大伤脑筋。
这批物资数量巨大，账目却错漏百出，前后矛盾，涉及的经手人又多，牵扯到凉州军的某些将领，十分棘手。
几个老吏核算了几天，都理不出头绪，反而越算越乱。
孙主事急得焦头烂额，正准备向上汇报，请求支援时，一位平日里与我关系尚可的书吏，或许是出于好意，或许是想看我出丑，向上司推荐了我：“主事大人，不妨让陆令史试试？下官看他平日里核算账目，似乎颇有些门道。”
孙主事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将那堆如同乱麻般的竹简丢给了我：“陆昭，你来看看！若是能在三日内理出个头绪，本官记你一功！若是弄不明白，就趁早滚蛋，别在这儿碍眼！”
我知道，这是我的机会，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这批账目不仅复杂，更可能牵扯到敏感的利益冲突。处理得好，或许能获得上司的赏识；处理不好，不仅会被赶走，甚至可能得罪不该得罪的人。
我没有推辞，平静地接过了那堆沉甸甸的竹简。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几乎是废寝忘食，将自己完全沉浸在了那些数字和文字之中。
我运用了所有的计算技巧和逻辑分析能力，绘制了复杂的表格（在这个时代算是创举了），追踪每一笔物资的来龙去脉，比对不同来源的记录，寻找其中的矛盾和不合逻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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