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段极老的录音，背景杂音浓重，茶馆人声、碗碟碰撞、远处小孩哭闹混在一起。
然后是一个沙哑却清亮的声音，打着快板节奏，即兴加词：
“风吹柳叶摆呀摆，
天上白云排成行，
我想写封信给你啊，念你名字到天光——
白砚舟，莫忘海棠香。”
最后一个字落下，满场死寂。
白烨脸色骤变。
“这是我父亲的名字。”他声音发紧，“那是……他早年写给我母亲的一首诗，从没发表过。”
郭德钢终于开口：“1952年，西四牌楼南边一家小茶馆，您父亲去听过一场相声。那天主讲的是已故的张伯奎先生。他听罢动了情，提笔写了这首诗，托伙计交给台上。张先生当场把它编进了《报菜名》的过门儿里，唱了一遍，再没提过。”
他顿了顿，看着白烨的眼睛：“您说我们是市井段子？可您的家世、您父母的情分，当年能留下来的唯一记录，就在这一句闲白里。”
他声音低下去，却更沉：“您说的正统，是我们一口一口嚼烂了咽下去，才没让它饿死的。”
没有人鼓掌。但也没有人质疑。
那一刻，某种东西被重新定义了。
与此同时，徐新的办公室里，一份草案正在流转。
《数字记忆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七条写着：凡未经国家认证机构采集、存储、管理的口述、音像、手稿等记忆载体，均视为潜在风险源，主管部门有权依法查封、清除或替代。
消息传开当天，于佳佳就行动了。
她没去找媒体，也没发微博。
她拨通了三百多个电话——老评弹演员、退休广播员、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扫盲班教师、铁路文工团的老乐手……每一个人都有一本日记，一段磁带，一叠手抄歌词。
三天后，《口述权声明书》诞生。
发布会上，她穿着素色衬衫，站在话筒前，举起一本破旧的蓝皮日记。
“这是我奶奶写的，从1951年记到去年冬天她走的前一天。里面全是错别字，语法也不通。可她在改，一遍遍改。为什么？因为她不是在记录历史，她是在参与历史。”
台下沉默良久，一位老播音员站起来，颤声说：“我这辈子说过多少新闻稿？十万字总有。可真正属于我的话，只有晚上回家，在院子里对我媳妇儿哼的那一句‘今晚月色真好’。”
掌声雷动。
而在这片喧嚣之外，卢中强做了件谁也没料到的事。
他联系了一批老人——七十八岁的二胡手、八十二岁的铜管演奏员、七十出头的民间鼓书艺人。
不宣传，不售票，不直播。
他们在废弃的纺织厂车间、地下防空洞、停用的中波发射站，演了一场又一场无声的音乐会。
观众必须佩戴特制骨导耳机。
耳机不接收无线信号，只感应空气与建筑的微弱振动。
声音来自现场，却无法被录音设备捕捉。
监控拍到的，只是一群老人坐着，不动嘴，不举乐器，仿佛冥想。
可戴上耳机的人，听见了。
“是我年轻时考乐团落榜那天，老师单独为我拉的那首曲子。”一位中年女人听完后蹲在地上哭了。
“这调子……是我爸在矿上值夜班时，用铁皮桶敲出来的。”一个退伍老兵摸着耳机，嘴唇颤抖。
还有一位老电工，在桥洞演出结束后久久未走。
他对着空椅子鞠了一躬，说：“这是我师傅教我的第一支曲子。他早不在了，可今晚他又拉了一遍。”
没人知道信号是怎么来的。
卢中强只说：“有些声音，不需要电波传播。它们一直附着在地方上，等着对的人来唤醒。”
风开始变了。
官方平台还在推送标准化的“非遗数字化成果”，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翻箱底——祖母的缝衣针线盒、爷爷藏在枕头下的戏曲唱片、老楼水管壁上刻的暗号……
城市像一张被反复书写的纸，表面光洁如新，底下层层叠叠，全是没被抹净的字迹。
某个深夜，赵小满站在城南变电所外，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手绘图。
线条粗糙，标注模糊，像是几十年前的工程草稿。
他抬头望向远处——一条即将封闭的百年电缆隧道入口，被铁网封死，上方警示灯红光闪烁。
他没急着进去。
而是蹲下身，从包里取出一只密封袋，里面是几十片比指甲盖还小的陶瓷片。
灰白色，边缘不规则，像碎瓷。
他轻轻摩挲着其中一片，低声自语：“只要还有震动，就能发电……只要有电流，就能传话。”
头顶，一轮残月穿过云层。
风穿过废弃的通风口，发出低鸣。
像某种回应。赵小满没有动那道铁网。
他只是把手中的手绘图铺在地上，用四块碎石压住边角。
风吹得纸页哗响，像在翻阅一本无人能读的书。
图纸上歪斜的线条勾勒出整座城市地下电缆的脉络——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建电网时的原始布线图，早已被新系统覆盖、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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