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裕太后与摄政王载沣的权力博弈，更是加速了清廷的瓦解。慈禧太后临终前的安排，让载沣拥有摄政大权，而隆裕太后也试图效仿慈禧“垂帘听政”，这就导致两人在权力分配上产生了激烈冲突。1910年，载沣任命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隆裕却横加干涉，要求撤去二人职务，载沣以太后不应干预用人行政之权拒绝，叔嫂二人彻底反目。在组建内阁、处理武昌起义等重大问题上，两人也是分歧不断，载沣希望起用袁世凯对抗革命党，隆裕却因“戊戌旧怨”而反对，这种内部的权力斗争，使得清廷无法形成统一的决策，错失了一次次挽回局势的机会。
载沣，我溥仪的生父，这位年轻的摄政王，肩负着挽救大清的重任，却深感力不从心。他本就缺乏政治经验与魄力，面对复杂的局势，常常犹豫不决。起初，他试图通过排挤袁世凯，巩固自己的权力，将袁世凯以“足疾”为由罢免。但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军节节败退，他又不得不重新考虑起用袁世凯。在袁世凯提出出山的八项要求时，载沣虽满心不愿，却也无力拒绝，只能眼睁睁看着袁世凯掌控军政大权。
载沣曾对亲信哀叹：“国家到了这个地步，我有心救国，却回天乏术，袁项城狼子野心，可如今却不得不依靠他，真是无奈啊！”此时的他，已意识到大清的命运或许不再由自己掌控，内心充满了无力感与绝望。随着局势的恶化，载沣最终辞去摄政王职务，回到醇亲王府，结束了自己短暂而又失败的政治生涯。
良弼，这位清朝宗室中的佼佼者，留日学习军事归来后，本想凭借自己的学识与能力挽救大清于危亡。他极具战略眼光，早就看出袁世凯心怀不轨，是大清的心腹大患。因此，他在军中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试图制衡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良弼坚决主战，反对与革命党和谈，更反对清帝退位。他四处奔走，联合宗室成员，成立宗社党，妄图以武力对抗革命。良弼慷慨激昂地对众人说：“我大清养士三百年，如今正是我辈报效国家之时，怎能向乱党屈服？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定能击退革命党，重振大清雄风！”
为了给袁世凯一个下马威，阻止他与革命党勾结，良弼还策划了对袁世凯的刺杀行动。然而，他的计划并未成功，反而引起了袁世凯的强烈反击。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奉同盟会之命，炸死良弼。良弼身受重伤，两天后伤重身亡。他的死，不仅让宗社党群龙无首，陷入恐慌，也让隆裕太后彻底失去了主战的信心，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而立宪派与地方势力的态度与行动深刻影响了权力格局的演变。张謇、汤化龙、黎元洪等代表人物，既试图维护自身利益，又在时代洪流中不断调整立场，成为南北博弈中的重要变量。
张謇作为立宪派领袖，早期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他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呼吁清廷速开国会，但清廷的“皇族内阁”骗局使他彻底失望。武昌起义后，张謇转而支持共和，成为南北议和的关键斡旋者。张謇认为“共和之局，已成铁案”，但担忧革命党与袁世凯的对抗会导致分裂。他主张“和平统一”，既希望保留清帝优待条件以稳定北方，又推动袁世凯接受共和，避免内战。张謇代笔《清帝退位诏书》，巧妙将退位包装为“主动让贤”，强调“五族共和”，为袁世凯掌权提供合法性，同时保全清廷颜面。他劝说孙中山接受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认为“袁之为人，固不足任总统，然今日舍袁无足以安天下者”。张謇在经济上以大生纱厂等实业为根基，希望新政权保障实业发展，因此倾向于支持能维护社会稳定的袁世凯，而非激进的革命党。
汤化龙是湖北立宪派代表，曾组织“宪政筹备会”，积极推动地方自治。武昌起义后，他迅速转向革命，加入湖北军政府，试图以立宪派身份分掌权力。汤化龙最初主张“君主立宪”，但清廷的腐败使其对体制内改革绝望。武昌起义后，他认为“革命已成燎原之势”，转而与革命党合作，但始终试图限制革命党的激进政策。汤化龙以“民意代表”自居，推动湖北咨议局支持独立，并担任军政府民政总长，与都督黎元洪形成权力制衡。他反对没收满人财产，主张保护绅商利益，与革命党中的激进派产生矛盾。汤化龙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认为“北方不稳则全国动荡”，主张定都北京以维持袁世凯的势力平衡。
黎元洪作为湖北新军将领，被革命党推举为都督，成为地方实力派代表。他既依赖革命党维持地位，又试图借助立宪派和北洋势力扩张权力。黎元洪最初对革命持观望态度，被迫参与后逐渐意识到地方割据的可能性。他主张“军民分治”，试图将湖北打造成独立于中央的势力范围。
黎元洪与革命党领袖孙武、黄兴矛盾尖锐发生权利争夺，通过支持立宪派汤化龙排挤革命党，巩固自身地位。黎元洪在定都问题上支持袁世凯，认为南京政府难以控制北方，主张“南北调和”以换取袁世凯承认地方自治。他扩充湖北军队，拒绝裁军，甚至与袁世凯暗中勾结，试图对抗革命党主导的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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