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建奴退走了，带着抢来的粮食、布匹、金银，和数万被掳走的百姓。留下的，只有焦黑的田野、焚毁的村落，和遍地无人掩埋的尸骸。
北风呼啸，卷起地上的灰烬，像一场黑色的雪，飘荡在曾经繁华的华北平原上。
荒村
保定府以南三十里，有个叫杨树屯的村子。
村子里没有活人了。
茅草屋的残垣断壁间，几只野狗在啃食一具冻僵的尸体。那是个老汉，身上的棉袄被扒走了，只剩下单薄的里衣，胸口一个血窟窿，显然是建奴的箭矢留下的。
村口的井台上，趴着一个女人，上半身栽在井里，下半身僵直地翘着。她是投井自尽的，或许是怕被掳走，又或许是不愿再活在这地狱里。
村中央的祠堂被烧得只剩几根焦黑的木梁，祖宗牌位散落一地，被马蹄踏得粉碎。
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衣衫褴褛，赤着脚，在废墟间翻找着。
他叫二狗，是这村子里唯一的活人了。
三天前，建奴冲进村子时，他爹把他塞进了地窖，自己提着柴刀冲了出去，再也没回来。
二狗从灰堆里扒出半块烤焦的饼子，狼吞虎咽地塞进嘴里，噎得直咳嗽。他不敢哭，哭也没用，哭也不会有人来帮他。
远处传来乌鸦的叫声，黑压压的一片，落在村外的乱葬岗上。那里埋着——不，只是草草扔着——上百具尸体，有村民的，也有建奴的。
二狗知道，他得走了，留在这里，不是饿死，就是被野狼叼走。
他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生他养他的村子，攥紧从灰堆里翻出的一把生锈的镰刀，朝着东方走去。
他不知道东方有什么，他只知道，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官道
从京师到真定府的官道上，原本车马如龙，商旅不绝。
如今，只剩下零星几个逃荒的流民，佝偻着身子，像游魂一样缓慢前行。
路边倒毙的尸骨无人收殓，被野狗啃得七零八落。
一队明军骑兵疾驰而过，马蹄溅起的泥水甩在流民身上，没人敢躲，也没人敢骂。
“听说朝廷要加征辽饷了……”一个老汉低声说道。
“还征？”旁边的妇人声音嘶哑，“家里的粮食都被建奴抢光了，哪还有银子交饷？”
“不交？不交就抓你去充军！”老汉苦笑，“反正都是个死。”
远处，几个衙役正挨家挨户催税，踹开摇摇欲坠的院门，把躲在家里的百姓拖出来，逼他们交钱。
交不出的，就被绑了，像牲口一样拉去抵税。
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少年被拖出来，他娘哭喊着扑上去，被衙役一脚踹倒。
“娘！娘！”少年挣扎着，声音凄厉。
没人敢管。
官道旁的枯树上，挂着一具尸体，脖子上挂着木牌——“抗税者，斩”。
风吹过，尸体轻轻摇晃，像在无声地嘲笑这世道。
县城
真定府城外，原本热闹的集市，如今一片死寂。
几个乞丐蜷缩在墙角，面前摆着破碗，碗里空空如也。
粮铺的门板紧闭，上面贴着官府的告示——“粮价每石五两”。
五两银子一石米，寻常百姓一年的收入，也买不起两石。
“求求您，行行好，给口吃的吧……”一个妇人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跪在粮铺门口。
铺子里的伙计透过门缝看了一眼，不耐烦地挥手：“滚远点！没钱买粮就等死！”
妇人不走，只是不停地磕头，额头磕出了血。
终于，铺子里扔出半块发霉的饼子。
妇人如获至宝，抓起饼子，掰碎了往孩子嘴里塞。
孩子已经咽不下东西了。
傍晚，城外的乱葬岗又多了一具小小的尸体。
荒野
夜幕降临，荒野上飘着绿莹莹的鬼火。
那是饿死的流民，尸骨未寒，磷火自燃。
远处，有狼嚎声传来，此起彼伏。
一群流民围坐在微弱的篝火旁，沉默不语。
火堆上架着一口破锅，锅里煮着树皮和草根。
“听说东边有活路……”一个汉子低声说。
“东边？”另一个人冷笑，“东边也在加税，去了也是死。”
“那怎么办？等死吗？”
没人回答。
篝火渐渐熄灭，荒野重归黑暗。
崇祯八年的华北，没有希望，只有绝望。
建奴走了，但苦难没有结束。
朝廷的税吏比建奴的刀更狠，饥饿比箭矢更致命。
百姓们像野草一样，被践踏，被焚烧，却又顽强地活着。
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他们也要活下去。
因为除了活着，他们一无所有。
崇祯八年，冬月初一，紫禁城，皇极殿。
天还没亮，殿外寒风刺骨，殿内却压抑得让人窒息。
崇祯皇帝坐在龙椅上，面色铁青，手指死死扣着扶手，指甲几乎要嵌入金漆木纹之中。他的目光扫过殿内文武百官，每一个被他盯上的人，都不自觉地低下头，不敢与之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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