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是日，王棣在数位大儒面前并未放肆，不卑不亢的以后辈自居，但又略略抛出了五十年后方会现世的朱熹哲学理念。
朱熹的哲学体系以程颢兄弟的理本论为基础，并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而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
王棣只简单说了几条，如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是事物的规律、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等。他又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称“格物致知”的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
这便是后世所谓的“程朱理学”了，基本是由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等人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创造性地发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学，最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体系。
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教的灭欲观和道家的哲学与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
这门学说本就源于二程学说，但又更进一步，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思想学术这种形而上的东西，但凡在融会贯通的前提下稍稍有些更为新颖的、符合时代背景的新观点，那便是发扬光大。
王棣简略的阐述让程颐震动之余，也欣慰于后继有人。不管怎样，王棣的这番观点言论是极符合理学中心宗旨的，他又怎么可能不为其撑腰说好话？
如此一来，王棣居然在短时间便趋避了新旧党争这个大旋涡，几乎获得了各方面的好感，殊为难能可贵。
首先，不管他承不承认，王安石之孙的身份无法抹却，再加上朝野之间都知道王半山生前最宠爱这个孙子，常与人言“此乃吾王家宝树也”，这便让他获取了新党的一票。
其次，他与蜀党领袖苏轼是为忘年交，东坡居士毫不掩饰对他的看重。而且，他与蜀党中坚成员黄庭坚、秦观等皆有往来，在蜀党中印象分极佳。
如今他又赢得了伊川先生的器重，有党魁为其张目，洛党自是不会再针对打压他。
再说说朔党，其领袖人物是中书侍郎兼门下侍郎刘挚。
刘挚初任冀州南宫县令时，因政绩卓着，与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黄莘被称为河朔三令。后任江陵府观察推官，由韩琦推荐为馆阁校勘，升迁为着作郎。当时王安石刚开始执掌政权，对刘挚非常器重，提拔刘挚为检正中书礼房公事。之后刘挚又被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
虽然之后因对新法持不同意见（挚主张渐变，反对暴变，他认为新法推行太快，民众不能迅速适应），他被贬官外放，但王安石于他是有知遇之恩的，纵然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却是无法抹杀当初，又怎会将党争之祸转嫁予王棣？
朔党另一位大佬刘安世与苏轼、苏辙兄弟是好友，经常以文相会，以诗唱和。其以诚治学、以诚待人、以诚处世，时任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以敢于直谏闻名，被称为“殿上虎”，奏疏刚正之气形于笔墨间，令人读之感慨，时人云“诹访审订，咸有根据，严而恕，简而不苛，气平守固，辞直事核，皇皇乎仁义之说也”、“乃言官之模楷，辅弼之龟鉴，卿士大夫之药石”……这样一个刚直之人自也不会去为难一个弱冠少年。
少年人嘛，轻狂些也是有的，允许犯点错，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给多点时间。
王棣倒没想过会有如此好的形势，暗呼“侥幸”之余，还是决定再低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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