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颂，苏辙，五百年前许是一家，但这会儿可是没啥关系。前者是福建泉州南安人，中国宋代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药物学家。代表作品有《图经本草》《新仪象法要》等。后者自不用多介绍，“唐宋八大家”之一，文名虽不及乃兄苏轼，却也不遑多让，且仕途胜兄长多也。
但不管是苏颂还是许将，都不会在小甜水巷坐堂，六部亦是无有堂官当值。
何解？
尚书省：又称“都省”。其长官名义上是尚书令，还有左右仆射、左右丞等，但尚书令从不委任。实际上另外委派诸司三品以上者或学士一员任“权判尚书都省事”。
彼时的官制有“官”和“差遣”，“官”只是说明他可以领取俸禄，而职才有实际的权力。每个机关彼此互相牵制，“任非其官”的情形很普遍。例如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大夫、郎中、员外郎、卿、少卿等，在成为官阶的名称后，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不再担任与官名相应的职务。这些官名只用作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的根据，因此称为正官或本官，又称阶官或寄禄官。
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又称“职事官”。差遣名称中常带有判、知、权、直、试、管勾、提举、提点、签书、监等字，如知县、参知政事、知制诰、直秘阁、判祠部事、提点刑狱公事之类。
官称和实职的分离，使朝廷内外大批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名义上都有正式官员，但除非皇帝特命，不管本部的职事。
是以，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
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虽然元佑三年庚申，置六曹尚书权官。但丙寅又诏吏部详定六曹重复利害以闻。也就是说，此事并无定论，时任礼部尚书为邓润甫但实际话事人乃是侍郎。
这其中的关节利害，王棣早先做过功课，晓得时任礼部侍郎乃是王钦臣。
王钦臣，字仲至，应天宋城人，王洙子。幼有志操，以父荫入官，文彦博荐试学士院，赐进士及第，一路升迁至礼部侍郎。
说句题外话，王洙这个和宋宣献、毕文简、钱穆父、王仲至家及荆南田伟、历阳沈立等均为北宋一代着名藏书家的给五个儿子取的名字甚有特点：王叟臣、王力臣、王钦臣、王陟臣、王曽臣……
礼部官署坐落在小甜水巷左侧第二处建筑，行至近处时，望着这处瞧上去简陋的不像话的院子，若非见到匾额上大大的“礼部衙署”四字，王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便是大宋朝的中枢政府部门所在。
王旁却是晓得其中妙要的，轻轻说了声：“官不修衙……”
王棣顿时恍悟。他前世依稀记得看过此类文章介绍，大抵是说唐代州县政府，修筑的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官署也较宏伟。而宋代以来，州县政府所修筑的城郭、街道和官署，则相对简陋，且有越来越简陋的趋势。这固然与宋以来财政集权中央、地方经费困窘不无关系，但“官不修衙”怕才是主要原因。
在宋朝之前，任职各州的地方官曾拥有修缮官衙之权。到了宋朝，朝廷经费吃紧，这项权力便被朝廷剥夺了。如果，有官员擅自修衙，便会受到严重处置，“知州薛映增修廨宇”一案便是最好的例子。景德三年，知州薛映因擅自修衙被人告发，朝廷查证后，薛映被降至连州文学。无独有偶，嘉佑三年，汝州地方官李寿朋因“命郡人上供木材，用于修缮亭台”被御史弹劾，最后，也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在宋廷的预算日程中，修缮官衙常被视为“不急之务”。熙宁八年，宋廷下诏叫停了京城内外修建园苑、寺观等事宜，并宣布七年后再做商议。
可以这么说，为官一任，不到苏轼那般因衙署倒塌压死吏员的程度，没有谁敢傻乎乎地为这事出头。
王棣暗暗摇了摇头，走上前去。
那门子很有眼力见儿，晓得这行人不一般，迎前一步，微笑着行礼：“几位郎君，有何贵干？”
王旁还了一礼：“特来报备来年春闱，还请通报。”
门子道：“一看便是饱读诗书的贤生，稍等，小的这便去通传范员外郎。”说完一溜烟的去禀报上官。
王旁解释道：“礼部省试，合该员外郎范祖禹负责试前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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