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之名源于春秋时期，因郑国庄公选此地修筑储粮仓城，取“启拓封疆”之意，定名“启封”。汉代景帝时，为避汉景帝刘启之讳，将启封更名为开封。此后有战国时期的魏，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六个王朝在此建都，历经千年梦华。
东京开封，从户数上看，在十万以上，就人数而言，约百万能上能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不但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都城。
自有王府仆从在码头等候，接上王棣与李格非等从宋门进入内城，沿街道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目不暇接。路上行人过客络绎不绝，熙熙攘攘，繁喧蓬勃。
马车沿着御街吱吱呀呀行了大半个时辰，双方约好登门拜访，各自离去。
王府座落在内城南北向的枣家子巷，李格非则是在相距不远的东榆林巷租赁了一处院子居住。
租赁？没错，便是租房子居住。
京城大，居不易。
《东京梦华录》这样描述东京之大：“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
据粗粗估算，其时汴京市区的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住了一万二千至一万三千人。城市人口密度如此之大，必定是寸土寸金，房价高不可攀，用时人的话来说，“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熏戚世家，居无隙地。”本朝前期，汴京的一套豪宅少说也要上万贯，一户普通人家的住房叫价一千三百贯；而到了此时，京师豪宅的价格更是狂涨至数十万贯。
别说市井细民无力购房，就连宰相级别的高官，有时也只能租房居住，“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有些薪俸较低的中下层官员，由于每月都要交房租，还成了“月光族”，比如有一位叫做章伯镇的京官就发过牢骚：“任京有两般日月：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可以这么说，上至朝中高官，下至市井细民，都不乏租房客。
名臣韩琦说：“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
真宗时的枢密副使杨砺，租住在陋巷，“僦舍委巷中”，他去世时候，真宗皇帝冒雨前往祭拜，发现巷子狭窄，连马车都进不了，“乘舆不能进，步至其第，嗟悯久之”。
欧阳修官至“知谏院兼判登闻鼓院”，相当于上议院议长兼国家直诉法院院长，还是只能在开封租房子住，而且房子非常简陋，他曾写诗发牢骚：“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这套破旧的古屋，每逢下大雨就浸水。
不过，在京城租房却甚是容易，满大街都是房地产中介，叫做“庄宅牙人”；“富家巨室，竞造房廊，赁金日增”，放盘招租的房屋很多；宋政府也向市场投放了大批公共租赁房，并成立一个叫做“店宅务”的机构来管理公屋。
那么京城的房租高不高？这就得看是怎么样的房子了。高档住宅的租金肯定很贵，每月从十几贯到几十贯不等，如时任御史中丞胡宗愈租了一套民宅，“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而租赁“店宅务”管理的公租屋，即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每月只要四五百文钱就行了。
李格非出身历下李氏，乃是当地豪门，虽说是有万贯家财，但放到京城着实是不够看的，也没那必要倾家荡产的在京师买房，那才是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呢？他只不过是区区一太学正，清贵是清贵，但俸禄可一点都不“贵”。
彼时五品以上高级官员的俸禄的确很可观，其名目包括了添支钱、职钱、职田、公使钱、驿券、傔人餐钱、茶酒厨料、食料钱、茶汤钱、厨食钱、折食钱、薪蒿盐炭纸钱等等，衣食住行全包了，连家里的奴仆都有补贴。从一品宰相的薪饷合计有月俸有三百贯，春冬两季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一百两，还有七十名仆人的衣粮，薪篙炭盐等其他的一些杂费。至于逢年过节、南郊大祀的时候，皇帝赏赐的东西就更丰富了，单说三年一次的郊祀，宰相得到的赏赐就已经不菲了，包括银、绢三千匹，银鞍勒马八十两，袭衣及金带二十五两，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折合成现钱，总计为八千零六十六贯五百文，足够养活京城的七十五个平民老百姓三年了。即便是从五品之中的散大夫，如果能出任相应的差遣，也有月俸四十五贯，春冬两季的绫五匹，绢十七匹，仆人的衣粮钱大约三十五贯。在京中的有职钱三十贯，出任地方官的则有十顷左右的职田。
但广大的低级官员，以县令、录事参军、判司簿尉等一级为例，俸禄仅有月俸十二贯至十五贯，粟禄二石至四石，另外按规定还有二顷至六顷职田。还有许多官员，收入比这个标准更低，还没有其他的赏赐做补贴，拮据自是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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