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其初衷是为国为民的，但在新法实施过程中自上而下层层偏差，导致了悖离原轨。更可恶的是，拗相公听不见任何反对的意见或建议，不论好的坏的，统统一棍子打死，实在是……太霸道了。如此弄权专权之人，又怎能俘获天下民心？纵然其有天纵之心，在李节看来，也是天下之敌。
李通判兀自出神，忽而瞥及王棣斯斯然坐下，铺好稿纸，提笔悬肘转腕，一瞧那姿势，便是个长期浸淫于书法之道的。
够沉得住气的，李节颇感意外，这王家三郎才十六岁吧，养气功夫倒是不错，还生了一副好皮囊，较之乃祖更为顺眼。这二年来，王家小子声名鹊起，俨然成了江南文坛年轻一辈的领军人物，却也不算太过惊世骇俗。王安石王雱父子二人，仅文才而言，举世皆誉，到了王棣这，若是泯然众人，那才是叫人意外呢。也罢，国家抡才试举，怎可公器私用，且看这小子的真才实学如何。
半个时辰后，王棣搁笔，拿起稿纸看了看，似是在吹干墨水，而后轻轻放到一边。
这是……写完一道题了？答的是大经题还是兼经题？
李节看了看沙漏，从王棣抬笔到搁笔，的确只有半个时辰。他平素写字时，若是心无旁骛，半个时辰倒是可以写上好几百个字，但多是用的行草。可科举答题是不允许用行、草的，只能是用楷书，那小子能写这么快？
科举自隋发展至今，可谓是渐趋成熟，有了一套相应的完备机制，但在试举答题时相对宽松。
请注意，只是“相对”。方正、光洁、乌黑而大小齐平但缺乏个性的“馆阁体”（“台阁体”）并未问世，但唐宋科举也是规定了需用楷书答卷，这是为了方便誊录。
所谓“誊录”，就是抄写试卷，是宋朝用于杜绝舞弊的方法之一。举子的亲笔试卷称真卷，誉录后送归封弥官存档；誉录的卷子称草卷，送给考官评阅。誊录与封弥合称弥封誊录制。
早年，某些考生通过在试卷上做标记、写暗语等方式，提醒阅卷者自己的身份，徇私舞弊的现象仍然存在。为此，科举考试又实行了“誊录法”。阅卷者只能看到誊抄过后的试卷，彻底杜绝了通过字迹、暗语等给人情分的可能。和糊名法一样，誊录法也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推行过程。景德二年，誊录法初行于河北举人的殿试；大中祥符八年，行于省试；景佑四年，最后用于州试、开封府、国子监和别头试。
元佑三年，苏轼知贡举，其门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亦厕身举子之中。苏轼看到一份卷子文采斐然，对参详官黄庭坚说：“这一定是我的李廌了。”于是将其列为第一。拆封以后，才发现是章援（苏轼政敌章惇的儿子）的卷子，而李廌竟然落第了。事后，苏轼和黄庭坚都曾写诗安慰李廌，李廌也有答诗，三人对落第原因的分析，都含有“天命”、“运气”的意味。
这便是“弥封”与“誉录”所带来的公平、公正效应了。
李节又胡乱想了一通，对王棣之举给了“狂妄”的评价，且看这小子如何“作”下去。是要一个时辰完成两道经义题，然后第一个交卷谋取名声？小子，太嫩了，乡试三天，头两天是统一收卷的……
李节心下不喜，静等王棣出糗。
哪知道，接下来的三个时辰，王棣未再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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