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是有经验可循的，大致是勘灾情、赈济、蠲免减征、缓征、移民、借贷，抚恤安辑等。只要应对得当，赈救及时、手段充分，“灾后综合症”还是可以有效抑制的。
只是，从一开始，就没人预计到灾情会有如此严重，首当其冲的粮食危机。
两浙农田广袤、土地肥沃，气候适宜，一年两季水稻一季小麦，颇多丰收，北方的粟、麦、豆等也陆续传到南方，可谓是农作物丰富。水稻品种则有引进时间不长的占城稻和黄粒稻。
占城稻，本是占城人培养出一种良种稻，本朝初年传入中国福建地区。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皇帝因江淮、两浙地区遇旱少水，遣使到福建取占城稻，多达三万斛，分别在长江、淮河以及两浙地区推广，并命转运使张贴榜文“……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
此稻种性早莳、早熟、耐旱、粒细，宜于高仰之田，与晚稻配合成为双季稻，使谷物产量大为增加。
杭州，盛产水稻，常平仓、义仓稻谷盈足。
粮仓自是建于干燥高处，设计之初便考虑到了涝害因素。怎奈此次水灾百年难遇，城内民居悉数被淹，粮仓也难逃其劫。
待官府欲开仓济粮时，统计存粮，竟是十不存一。官仓都已损失惨重，更勿论民间存粮。据户曹司初步估计，全城的稻米存量不足平日一成，最多可供杭州军民半月食粮。还有城外安置的数万灾民等待赈济，且灾民源源不断地汇集而来，粮食，成了最大的危机。
民以食为天，饥饿能摧毁人的意志，也能催发人的魔性。
这么多灾民，处置不当，极易引发骚乱。
杭州城，岌岌可危。
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口，皆需之铺家。同时期，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
什么意思呢？仅杭城一日口粮就需三、四千石。换算成后世的重量单位，则是四十万斤（一石一百二十斤），惊人的数字。
粮食紧缺，最直观的表现是粮价。
灾后第三天，杭州最大的米铺开门售米，米价为一石八百五十文；
灾后第四天，米价为一石一千文；
灾后第五天，全城各大粮店的米价为一石一千四百文。
其时，京东西、湖北、淮南、两浙、江南粮价比较便宜，皆物价中平；陕西、河东、荆湖、福建、广南土薄物贱，粮价更低；川蜀四路粮价最贵。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京西、京东、河北、河东、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路都获得大丰收，官方报告每斗米的价格为七至八文，即每石七十至八十文。
天圣八年，范仲淹说道：“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钱。”当时全国粮价一般为每石三百文。与前相比，增长四倍左右。熙宁元年以前的十五年间，即皇佑后期至治平年间，全国的平均粮价是：“贵价每斗七十五文，平价七十文，贱价六十文至六十二文，九十八陌。”也即中等价是每石七百文(九十八陌)，合六百八十六文足。是天圣八年的二倍多。
元佑元年，知枢密院章惇言：“凡内地，中年百石斛斗，粗细两色相兼，共不直二十千钱，若是不通水路州、军，不过直十四五千而已。”内地广大地区正常年景的粮价是每石二百文，偏僻的地方更便宜，每石仅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文。价格明显回落。不过，在汴梁、金陵、杭州这等繁华都会，米价并不低——
元佑初，右司谏王觌上奏，请求提高京师常平米粜价。当时开封诸仓出粜常平米，价钱是每斗六十文至六十五文省，他认为虽“有以见朝廷不惜亏损官本，而惟以利民为务也”，但“官粜甚贱，非所以致商贾也……京师之民，旧多食麦，而今多食米，以米贱故也。使旁郡之米、麦人京师者浸少，岂长久之策哉”。他希望“京师常平米，一斗其价，以百钱为定”。将官方粜价提高到每斗一百文省。也就是大约一千文一石。杭州与金陵的米价相差仿佛，均在一石七百五十文左右。
也就是说，杭州灾后的米价猛涨，仅三天时间便翻了一番。可以预见的是，在外埠粮食抵达以前，米价还会再涨。
这，便是杭城面临的最大的危机，亟需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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