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榻”非彼“榻”，大概就是类似席梦思的矮床，而非几与地平的榻榻米。
王棣也不言语，直待小婢女上前来展示了一番茶艺，方拿了茶盅，闻着茶香慢慢啜了啜。
“找着闺蜜了？”很随意的问了声，一直没有合适的称呼，“聂姑娘”或“聂大家”显得疏离，直呼其名又太亲昵，干脆省略，倒似老友般随便。
与他相识数月，她自是晓得“闺蜜”之意，动了动身子，让自己躺的更舒服些，“嗯”了声。
女子曼妙的身姿、慵懒的神态，让他小心脏动了动，暗暗鄙视自己：中年大叔了，要不要这么闷骚？
还是得主动挑起话题：“你那闺蜜是华亭人？家里父辈犯了何事？”
聂胜琼乜他一眼，居然也是风情万种：“熙宁年间，能触怒官家而导致抄家的，你觉得会是何事？”
王棣简直想掌自己的嘴，自找麻烦了。
熙宁年间让神宗皇帝闹心的事自然与变法施新政有关。彼时，皇帝与丞相力推新政，但阻力极大，遭致朝野抵触，最终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主持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失败，原因很多很复杂。变法的目的在于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
所谓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实质上就是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于国家。导致在变法过程中丧失了社会基础，损害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过于急功近利，没有从实际出发，导致出现了顾此失彼的不利局面。改革变法应该缓而图之，但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中，却只认定一个目标，而忽略了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而且，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没有培养出变法需要的大批人才，也没有注意吏治的清廉和保持内部的团结。
琴操的父亲为官耿直正派，但性情急躁敢于直言，其时见新政多损地方事务，非止豪绅地主怨气冲天，百姓也是苦不堪言，遂上奏状列陈新政种种害处，“泣血叩请禁新政，还大宋河山朗朗乾坤”云云，其中对主持变法的王大丞相多有攻击言语，且直言皇帝让不良佞臣闭塞视听恐有亡国之虞。
大宋并不缺直言谏臣，士大夫注重个人气节和操守，秉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信条而敢怒敢言，不平则鸣；而彼时恰恰是个允许人们讲真话的仁义朝代，很少以言定罪。士大夫往往把气节、操守和廉耻、名声看得比利益更重，甚至比生命更重。
太祖生前立下“勒石三戒”：“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其后历任皇帝鲜有问罪士大夫之诏，但那也有条红线好不好？
蔡知县本非借直谏扬清名，可算是心系黎民胸怀天下，却是用了最过激的方式表达。
这，是找死的节奏。皇帝拿朝中反对新政的大佬没辙，顶多也就是降职打压，你区区一县官长凑什么热闹？
也谈不上是杀鸡儆猴，实在是皇帝正好出出心头气，随便找了理由拿蔡知县开了刀。也并不是织罗罪名，有哪个做官的屁股是干净的。
时也命也，在错误的时间做了错误的事，自然会受到惩罚。
数年过去，新政虽已尽废，但期间受牵连的陈年往事自是就此翻过。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令可以夕改，但像蔡家这样的案例也不可能重审、翻案，顶多是对其尚存于世的家属照拂一二。这，也是苏轼能轻易为琴操赎身落籍之故。
王棣咳了两声，翻篇不提，跳到下一个话题：“你那闺蜜不是有心向佛么？怎又和摩尼教牵扯上了”
女子又调整了睡姿，却没有回应。她这小女人神态若是叫李之问之流见着真真要大跌眼镜了，这还是那欲拒还迎、勾得人心痒痒却无从下手的白玫瑰么？居然可以在男人面前如此“肆无忌惮”？女人啊，果然是捉摸不透的动物。
王棣眼皮子跳了跳，又说：“你还是劝劝那……琴操姑娘，对摩尼教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聂胜琼长长的“嗯”了声，望着王棣，嫣然一笑：“我说，静嘉小娘子喜欢你呢……”
王棣正说“……这种外来教派，行事怕是有些不择手段……”，被她一句话打断，“呃”了声，瞬间觉得脑子有些懵，反应慢了半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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