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亲眼所见，苏轼的勤于政务让王棣很是佩服。偌大名声的大文豪是真心实意想为国为民做些事情呀，纵然算不得能官干吏，但也确是肯担当的，总比一干尸位素餐的空谈官僚要强上许多。
当然，因为雨水过于充沛，西湖水几已泛滥成灾，眼下是不适合谈清淤治湖的，只是将各项条陈一一列举，尽量做到事无巨细，真要开启工程当可事半功倍。
而当务之急却是“抗洪”。
江南被誉为“鱼米之乡”，乃为天下粮仓。不美之处在于，江浙临海，年年都有飓风光临，少则数次，多则廿余次。狂风起，暴雨降，河湖泛滥，洪涝成灾，但多在夏秋二季，春日里是不常见的。
但元佑五年清明后江南的这场降雨委实诡异，时急时缓，忽大忽小，连续十余日不肯停歇。
事出无常必有妖，就如去岁的久旱成灾，这场豪雨亦非好征兆。
首当其冲的是春耕。江南的田地极为肥沃，一年两季水稻一季小麦（油菜），清明节后正是头稻栽种秧苗的时节，可田地里水满为患，排也没处排，绿油油的秧苗让水浸泡着，再继续下去，怕是要霉烂了。问题是，纵算将秧苗抓紧分栽开来，也是会因这无处排放的水给祸害的无法成活。更何况，连稻田都还未耕耘呢。
如此下去，错过春耕播种，可以预见的是，稻谷收成至少是减了一半，且莫说赋税是否减免，不涌现大规模灾民便阿弥陀佛了。义仓、常平仓得做好应对之策，未雨绸缪吧。
而常平仓又向来是烂账、糊涂账的“集中营”，蛀虫一大批，还真难以清算干净……
兜兜转转又回到治湖这条路上，若是河道畅通、水流无阻，也不至于一到雨季便满城尽成泽国吧？
这些都是苏太守头痛的事情，王棣纵有意相帮亦是有心无力，长治久安，不治难安，一座城乃至一个国家，最要紧的是在其位谋其政，就算是为了政绩，也该尽些心力做些好事吧。杭州的漕运不畅并非一朝一夕所致，再来治理又怎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
苏轼认定王棣日后是可大用之才，正好领着他见识见识为官处政之道，除机密紧要的政务外鲜有避讳隐匿，这便算是倾力提携培养后辈了。
对于苏轼的厚爱垂青，王棣自是心怀感激。需知苏轼及李格非都是旧党中坚，能对新党党魁王安石的孙子如此抬爱，着实是摒弃了门户之见、一心要为国家举荐人才。这方是真正的大公无私，值得敬重。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王棣想了想，还是没忍住，杭州城有大隐患呐，若出了差池，作为主官的苏轼是难逃其责的，有些事做在前面总是好的，防患于未然嘛。
于是，他说了“社仓”之事。
社仓，即用于备荒、救济之粮仓。多设于乡社。与义仓既相似又有别。隋代长孙平倡设义仓时即立仓于乡社，并由社司管理的义仓就是后代的社仓。时社仓、义仓无别。唐贞观二年，戴胄奏请仿隋制，并正式以“社仓”命名，但实际上大多设于郡、县。至本朝已名存实亡。
王棣提出设“社仓法”，具体为：准富民能捐谷五石者，免本身一年杂项差徭。有多捐一倍、二倍者，照数按年递免。超过四十石者，分别由州县奖给匾额，捐至二百五十石者，咨吏部给予“义民”顶戴，照未入流冠带荣身。凡给匾额之民家，永免差役。仓米于春季支借，秋成还仓。遇灾荒则赈恤本地贫民。设正、副社长司其出纳，地方吏胥不得干预，但地方官有权稽查、监督。
他提的是后世清康熙年间的“社仓法”，不同于宋、明，乃是以奖励的方式鼓励富民捐粮，有“无本买卖”之嫌。然，这等奖励却正是平民最为眼热的，有钱人要面子呐。
他的这番建言让苏轼顿时眼前一亮，太有可操作性了，都晓得“常平仓”、“义仓”的猫腻，这改良版“社仓”却是最大限度地趋避了可能存有的弊端，算是官方鼓励的民间行为，但官府却是有“最终解释权”的，此策大善也。
老苏同志是个雷厉风行之人，当即令高俅等一干幕僚尽快列出条陈，时不我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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