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党项人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一个政权，自称邦泥定国或白高大夏国、西朝。因其在西方，宋人称之为西夏。
彼时，宋朝不愿承认李元昊的帝位，并且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停止互市。李元昊频繁派出细作到边境刺探军情，煽诱宋朝境内的党项人和汉人附夏。公开断绝了西夏同宋朝的使节往来，向宋朝送去“嫚书”，在“嫚书”中指责宋朝背信弃义，挖苦宋军腐败无能。又借辽朝的势力威胁宋朝，最后还表明西夏仍愿同宋朝和好之意。
此后数年，元昊相继发动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麟府丰之战、定川寨之战等四大战役，歼灭宋军西北精锐数万人。
神宗朝时派兵五路攻夏，准备收复灵武。但败多胜少，特别是灵州、永乐城两战，损失士兵民夫达六十余万人，耗费军费无计。
两国打打停停、时战时和，到现今倒是维持着微妙的关系，在妥协与冲突之间玩着跷跷板，又似荡秋千，要的就是心跳的感觉。
宋夏之间战争持续已久，长达百年。期间，西夏打败北宋应当说是阶段性的，西夏也并非一直是压倒性的优势，所谓的优势主要是在李继迁到元昊时期，在战术上，西夏军队多以骑兵袭扰战术为主，发挥了游牧骑兵的运动战优势，通过短促突击，快速利用兵力优势，围剿宋军。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宋军在多次吃败仗之后，也在后来改变了御边策略，实施了对西夏政权的有效军事制衡。
总的来说，大宋在与西夏的外交策略上并不成功。从太宗时期开始，一直就是重辽轻夏，麻痹大意，对于西夏人是战是和，在战备上飘忽不定，被动应付，把西夏变成了一只喂不饱的狼，开始尾大不掉了。在与西夏政权彻底闹翻之后，边境防务准备不充分，西夏军队得以快速推进，蚕食北宋领土。但在几次交锋之后，面对这种严峻的军事形势，大宋王朝的统兵体制及部署有所变化。特别是大宋中期防御重心从北边转移到了西北，自熙宁变法后，又以攻为守兼制西夏。
总而言之，宋夏两国时战时和，绝对是敌非友。
不过，敌对双方目前处于停战时期，保安军顺宁寨、镇戎军高平寨两榷场及河东、陕西沿边一带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虾嘛、折姜等次一级的榷场或临时市场的和市都处于开启状态，大宋输出缯绮、香药、瓷器、漆器、茶叶等货物，西夏输入宋朝的多为牲畜及畜产品、药材、青盐等货物，双方各取所需，相互得利。
设置榷场，开通和市，这是官方作为，事实上双方的民间往来也一直未曾中断，只不过战时隐蔽和时公开罢了。
如汴京、金陵、杭州这等大都市，向来是海纳百川的，并不会严令禁止外来者，尤其是和平停战时期，街面上时常可见高丽、契丹、西夏等异乡人。
但梁启伏自称是白高大夏国人，颇为倨傲，俨然便是雍容贵公子。
王桐毕竟少年心性，“哼”了声，冷冷说道：“西夏人，很了不起么。”
神宗皇帝不甘心被祖宗之法束缚，有感于屡受辽国西夏侵扰，决心“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渴望有秦皇汉武一样的伟业。即位伊始，他就迫不及待地起用王安石开始变法。
针对“冗费”“冗兵”“冗官”问题，王安石对症下药，以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推行新政。
新政推行后，国朝由积逸豫因循、贫弱不振渐渐变得富足强大，富国强兵之求终见成效。
是时，大宋得知西夏秉常遇弑，国内乱，宜兴师问罪，以为千载一时之会。遂宪总七军及董毡兵三万，王中正出麟州，辞自言代皇帝亲征，提兵六万，环庆经略使高遵裕将步骑八万七千、泾原总管刘昌祚将卒五万出庆州，谔将鄜延及畿内兵九万三千出绥德城。
此即“五路伐夏”。
但由于种种缘由，五路伐夏，本来气势汹汹，结果变成了大溃败。这一仗，宋军除了旅游一趟的李宪，其他都损失惨重。王安石变法积攒的钱粮以及训练的精锐损失殆尽。之后，神宗皇帝也因为伐夏失败一病不起，最后去世。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也随神宗皇帝的去世一起被埋在了厚厚的土里。
但很显然，王安石是主张对西夏用兵的，视对方并非皮癣之疾，而是心腹之患。
王桐最是敬重祖父，自然也秉承了敌视西夏之心。
梁启伏岂甘示弱，交叉着手说：“难道宋国人就很了不起？战场上能胜过我大夏国？”
这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两国之间无论是仁宗朝时的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还是近年的五路伐夏及永乐城之战，大宋没占到丁点便宜，甚至每每以溃败告终。
也别怪梁启伏揭伤疤，实在是大宋武事力有未逮。
这便扎心了，居然无言以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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