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不作声，她不认为那是我在忍让，反而觉得我是在用无言和她对抗。
于是她开始撕心裂肺地嚎哭，用拳头不住捶打自己肚子。
边哭边喊着：“关宏军，你个臭流氓，你在学校就耍流氓，来到厂里又和我耍流氓。你趴在我肚子上风流快活，让我来遭这个罪。”
此时的她披头散发，再也看不出当年还是我“师姐”时的干净利落劲，当然更看不到她眼里曾经对我的欣赏和仰慕，取而代之的全是厌恶和憎恨。
在短短的时间里是什么改变了她？我想实在不通，也猜不透。
我想起了奶奶在我小时候的一句话“不知道是谁错了，那就是你自己错了。”
看来，这应该都是我的错。
我站在屋子里狭小的空间里，开始疯狂地用手掌扇自己耳光。
啪啪的声响惊动了她，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神由怨恨转为吃惊，又由吃惊变为心疼。
她蹦下床来，一把拽住我的手，拱进我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
那天晚上，她缠着我非要做那件事。我纠缠不过，只好轻手轻脚的满足了她。
听着她轻轻的鼾声，我看着窗外的那轮残月，没有心潮澎湃，反而出奇的平静。
在生存面前，我选择了卑微的苟且和妥协。生活就像一杯清水，已不奢求里面溶进红糖或白糖。
听到我这段经历，唐晓梅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张芳芳也是一个可怜人，她也只想要一个自食其力，温饱有余的平凡生活。但大时代打碎了她的梦想。
2000年3月，在初春这样一个寒风料峭的季节里，我的儿子关宁宇呱呱坠地，来到了这个世界。
初为人父，我心里有的不是喜悦，而是对儿子生不逢时的慨叹和一种无形的压力。
张芳芳月子里的营养，儿子的奶粉、尿不湿……
一切一切的生活必需品最后都要用钞票来换取。
而此时还没下岗的我和下岗已经没了什么区别，厂子里已经三个月没开一分钱的工资。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背着张芳芳到厂部提出了下岗申请。
辛科长依旧那么热情，但再也换不来我的起码尊重。
我冷冷的把申请书放到他的面前。
他看了一遍，点点头，拿着官腔：“关宏军，我没看错你，你觉悟很高，带头为厂子排忧解难，值得表扬。你的申请通过了，你去隔壁办一下手续。”
我临走前扔下了一句话：“不是我觉悟高，是你们觉悟太低了。”
他先是一怔，对着我的背影说了一句刺痛我自尊的话：“年轻人，就算我也下岗了，我也比你活得滋润，因为我已经足了。”
他说得话虽然不中听，但却是一句真话。
我用口袋里仅有的四十块钱买了一台二手人力三轮车，每天到家具城门口靠活。
只要看见主顾，等活的这群人就会一拥而上，连喊带叫地互相压价，没揽到活就又带着失落的表情一哄而散。
这群人都是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没几个人懂得市场规律，他们只能在无序的恶性竞争中，讨着旱涝不均、朝不保夕的生计。
更严重的是这支队伍在日渐庞大，不断有新人加入。
于是我振臂高呼：“兄弟们、工友们，咱们都是下岗工人，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再这么互相压价，根本赚不到钱。你们当中有几个今天一趟活也没干的？”
人群里有一多半举起手。
“看看，这就是咱们不团结的后果，咱们干不上活饿一顿半顿没关系，可家里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人群里有人附和我：“对呀，怎么办？”、“兄弟你就说吧，别卖关子了。”
我向人群扫视一周，对大家说：“产业工人最讲纪律性，从今天咱们也定个规矩，有活不准压价，也不准自己接活。今天咱们就成立个工友委员会，由工委会负责谈价钱，然后按顺序轮着干活。这样既能挣到钱，大家又都有活干。我的这个办法怎么样？”
人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
大家按我的办法抓阄排号，然后按序干活。遇到谁过号，概不问原因，只能等下一轮。
有的人说这有些不近人情。
我和大家耐心解释，规矩是大家定的，不能因为讲人情就坏了规矩，一旦开了口子，就会给工委会这些说的算的人寻租空间，就会产生钱权交易。
大家对我的道理可能没太理解，可“钱权交易”这个词他们是深恶痛绝，纷纷支持我秉公办事。
我没想到下岗后不久，我在工友们的拥护下成了工友委员会的头头。
大伙说我振臂一呼的姿势太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列宁，所以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弗拉基米尔”。
唐晓梅问我当领导之后也这么按规矩办事吗？
我肯定的说只要我是一方主官，始终坚持了这一原则，从来没沽名钓誉当一个所谓的“善人”。
她把这定义为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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