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国走的那天晚上，老马拉着林乔和王秀英去厂门口的小饭馆吃了顿饭。说是送送周师傅，其实也没送成——周建国没来，老马说请他了他不来，说是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小饭馆不大，四五张桌子，墙上贴着“禁止酗酒”的标语，但老板照样卖酒。老马要了一瓶老白干，三副碗筷，几个菜：一盘花生米，一盘炒鸡蛋，一盘大白菜炒肉片。
“来吧，不管他了，咱们吃咱们的。”老马给每人倒了一杯酒，端起来，“来，碰一个。”
林乔不怎么喝酒，但这回没推辞，端起杯子跟老马和王秀英碰了一下，抿了一小口。辣，从嗓子眼一直辣到胃里，呛得她直咳嗽。
“小林，你不能喝酒可不行。”老马夹了一粒花生米扔进嘴里，“干采购的，哪能不喝酒？以后出去跟人家谈业务，人家敬你酒你不喝，那不是不给面子嘛。”
王秀英在旁边帮腔：“就是，你得练练。不过也别喝太多，意思到了就行。”
林乔笑了笑，又抿了一小口，这回没那么呛了，但还是辣。
老马几杯酒下肚，话就多了起来。他夹了一筷子炒鸡蛋，嚼了两下，叹了口气：“周建国这个人，可惜了。业务上确实是块好料，就是心眼太小，爱钻牛角尖。他要是不跟庞科长顶那一下，也许就没后面这些事。”
王秀英看了他一眼，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小林还在呢，你少说两句”。老马装作没看见，继续说：“你们知道他为啥被处分不？不光是省机电公司那边的事。他在轴承上干了三年，中间那些猫腻，谁不知道？只不过大家都不说罢了。这回上面动了真格的，他就撞枪口上了。”
林乔低着头，用筷子拨拉着碗里的白菜，没有说话。
“老马，你少喝点。”王秀英把酒瓶子拿过去，放到自己那边，“说那些干啥，人都走了。”
“我就是替他不值。”老马摇了摇头，“他要是个笨蛋，栽了就栽了。可他偏偏是个能人，能人栽跟头，看着更难受。”
林乔端起酒杯，又抿了一口。这回她不觉得辣了，只觉得苦。
吃完饭，老马喝得有点多，走路直打晃。王秀英扶着他，林乔去结账——四个菜一瓶酒，三块六毛钱。她把钱付了，又找老板要了一壶热茶，给老马灌了几口，老马才清醒了一些。
三个人出了饭馆，春风吹在脸上，暖洋洋的。老马骑着自行车歪歪扭扭地走了，王秀英步行回家，林乔一个人往家属区走。
路灯亮了，梧桐树的影子在地上晃来晃去。远处的车间灯火通明，机器的轰鸣声在夜风中隐隐约约地传来。
林乔走得很慢，脑子里在想着老马说的那些话。能人栽跟头，看着更难受。周建国是能人吗？是。但他栽了。为什么栽？不是因为业务不行，是因为别的东西——心眼小、爱钻牛角尖、跟领导顶牛、在业务上搞小动作。
这些事，哪一件单拿出来都不至于让他栽，但加在一起，就把他压垮了。
林乔在心里给自己上了一课：能干是好事，但光能干不行。还得会做人，还得懂规矩，还得知道啥时候该进、啥时候该退。
第二天上班，林乔刚到物资科，就听到一个消息——赵红英调走了。
“调哪儿去了？”林乔问。
“厂办供销社。”王秀英说，“她姨——就是庞科长的爱人——在供销社当营业员，把她弄过去了。也算是照应着。”
林乔听了，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赵红英来物资科不到半年就走了，走得不声不响的，连个招呼都没打。她的办公桌已经空了，桌面擦得干干净净，抽屉里啥也没留下。
“她走了也好。”老马在旁边嘀咕了一句，“本来就不是干采购的料，吃不了那个苦。去供销社站柜台，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适合她。”
林乔没有接话，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开始列今天的待办事项。
赵红英走了，周建国走了，物资科一下子少了两个人。庞德明在科务会上宣布，暂时不补人，各人的工作各人分担，等下半年再说。
这意味着每个人的工作量都要增加。林乔手里的轴承已经够她忙的了，现在又加了一部分标准件的采购——那是周建国原来的活。
“标准件这块，你先兼着。”庞德明把一沓资料递给她，“主要是螺栓、螺母、垫圈这些，用量大，但规格不多。你先熟悉熟悉，有不懂的问老马。”
林乔接过资料，翻了翻，厚厚的一沓，全是各种标准件的规格型号和供应商信息。她把资料抱回办公室，放在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活越来越多，担子越来越重，但她不怕。她怕的是没事干，怕的是被人当成可有可无的人。
接下来的日子，林乔更忙了。
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到厂，八点开始打电话、写单据、跑手续。上午在科里处理案头工作，下午跑外面——地区物资局、省城、兄弟单位，哪都得去。晚上回到家，吃了饭就钻进自己屋里，翻资料、做计划、写报告，经常忙到十一二点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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