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王安石写这样的“日记”，司马光也有这样的“日记”。
英宗朝的参执政事赵拚，也着有《日录》，而且，在编修《英宗实录》的时候被采用了的。
《熙宁奏对日录》本就是“熙宁闲荆公奏对之辞，私所录记”，蔡卞又因其壻，方烜赫用事，于是乎“绍圣以后，稍尊其说，以窜定元佑史牒”书始益章。
建中靖国初，曾布“主绍述，垂意实录，大以据依”。
好吧，你说这玩意造假，是别人代写的也得有证据啊？
还好，北宋没通讯基站，要不然“辐射”这一条肯定也得加上。
不过也不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发现通讯线路，也会有人说那会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无线电了，那玩意儿辐射更大！
初读此书时年少，不解其中奥义
饶是这了斋先生了得。
《宋史》称其“谏疏似陆贽，刚方似狄仁杰，明道似韩愈”。后人更是称其精神“与岳飞、文天祥同辉”。且共祀于南通文庙等处。
这妥妥的忠臣一个啊！怎的会撰有如此之言？
于是问于父上。
家父曰：硬币两面且都不一样，历史人物也有其复杂性。
一个人，无论是眼光，还是思想境界，都不可能纵观全局。因为上帝视角也只有上帝才会有。
况且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动辄上百年，人的那点寿命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眼光也不够长远。
人的寿命和眼光的局限性，只能让他们凭借了本能去坚持自己心中的“道”。
而且，一个人的人品是不能等同于“道德”的。
“道”是本性，天性使然，而“德”的存在，是人们克制和约束自身本性的能力。
就事去评论人本身就是个错误。
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事来讲。
好人成佛，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坏人成佛，却只需放下手中的屠刀而已。
如果照这样说，也太便宜这坏人了吧？
不能理解是正常的。
因为你不知道坏人放下心中的屠刀之时，不仅仅是要放弃所有做坏事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同时，还要有莫大的勇气，去面对各种各样的极端的因果报应，闷头硬扛，只身向白刃。
这其中的顿悟、勇气和控制力便是“德”。
此间的珍贵和勇气及觉悟，要比那九九八十一难来的要难的多。
一个是内心修境，一个是外境修身。也就是“心杀境”和“境杀心”的问题。
小子无知，且是不敢去评价了翁的功过是非。
倒是他的一阙“卜算子”小可甚是喜欢。且书之与诸君共赏。
咄咄汝何人，眼在眉毛下。
明月相随万里来，何处分真假。
问着总无言，有口番成哑。
荆棘林中自在身，即是知音者。
然，时代需要变革的。
而，任何一场变革，都是痛定思痛之后的无奈的洗心革面。
不可否认王安石、司马光是睿智、博大的。
他们之间尽管是一个相爱相杀，然却又是一个同心同德，协于克一。
然后世，这原先“同心同德”、“协于克一”两党，却不可逆转的只剩下相杀。
况且，宋，由封建专制的古代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自给自足的社会，向一个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的近代经济社会转变。
这种变革是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参与其中，并成为改革的主导。
比如说章惇，比如说蔡卞，比如说曾布，比如说蔡京。
同样，一场变革，是需要一个从内到外的认识才能不至于那么痛苦。
毕竟，别人用先进文明降维打击你，并且改造你的社会和思想时，是不会那么仁慈的。
他们不会管你是什么“天人合一”的田园牧歌，也不会在乎你的柴米油盐诗酒花。
他们采取的方式比较极端。
比如殖民，比如商品倾销，比如鸦片战争，比如大东亚共荣圈。
有史以来的文明降维打击，都没有任何仁慈可言。
而且，实施方并没有任何的负罪感。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在拯救你。
就好比将那猫猫狗狗阉割了去，只言赠其寿数。让他们不要为一些性欲的事分心，好好的成长一样。
被人阉割，只不过你的文明维度不够，和你本身的思想的不够开化，不能理解他们的“善意”罢了。
而一个民族的自我改造，更是需要莫大的勇气。
敢于面对自己的薄弱，敢于舍弃安逸的诗酒田园，敢于放下自己的“天人合一”和眼前的苟且，敢于直面血淋淋的，勇于剖析自己的手术刀。
北宋人做不到，是源于他们过于眷恋田园牧歌和他们心中的“道”。
明朝人做不到，也是为了眼前的苟且不忍剖析自己和自我的割舍。
于是，才有得八百余年之后，有那么一帮人。
他们坚韧，他们博大，他们敢于舍弃，敢破敢立，敢于海纳百川。
他们的牺牲和坚持，让我们这个文明再次像个人一样的站起来，不再担心，被人把我们从这个民族中“阉割”了去。并且，他们有能力拒绝其他文明所谓“善意”的改造。
如有幸生于他们那个年代，小可不才，愿和自己的父辈一样，立于其麾下，唯其马首是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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