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站在天京城头，望着满目疮痍的城市，心中五味杂陈。他深知，这场胜利来之不易，但未来的路依旧漫长艰难。
不久后，天津教案爆发，曾国藩奉命前往处理。他面临着巨大压力，一方面是法国等列强的威逼，要求严惩“凶手”，赔偿巨额损失；另一方面是民众的激愤，指责他卖国求荣。
在与法国公使谈判时，法国公使傲慢地说：“曾国藩，你们必须满足我们的要求，否则，后果自负！天津发生这样的事，你们必须给个满意的交代，不然我们的舰队可不会坐视不管！ ”
曾国藩强压怒火，冷静地说：“公使先生，我们会公正处理此事，但也请贵国尊重事实，不要提出无理要求。不分青红皂白就武力威胁，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况且，此次事件的起因，贵国传教士的行为也有失妥当之处。”
然而，在复杂局势下，曾国藩最终还是签订了屈辱协议。消息传回国内，他遭到铺天盖地的指责和谩骂，昔日的功臣成了众人口中的卖国贼。
曾国藩心力交瘁，回到家中整日沉默寡言。赵烈文看着日渐憔悴的曾国藩，心中满是担忧。
“大人，您不要太过自责，此事错综复杂，实在难为您了。”赵烈文安慰道。
曾国藩苦笑着说：“惠甫，我一生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今却落得如此骂名，我这一生，到底是对是错？我一心为朝廷，为百姓，可为何换来的是举国骂名？”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郁郁中病逝。他的一生，在乱世中力挽狂澜，却也在时代洪流中饱受争议。他是传统士大夫，怀揣理想抱负，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虽未能改变历史走向，但他的坚韧、智慧与挣扎，都成为那个时代的深刻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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