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学者则坚决反对，公孙明言辞激昂地回应：“儒家之仁政，看似美好，实则不切实际。如今大秦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若不依靠严格的法律制度，如何保证社会秩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罪必罚，才能威慑犯罪，使国家稳定。”
在一次公开辩论会上，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儒家学者列举历史上因施行仁政而使国家繁荣的例子，如周文王以礼义治国，赢得百姓爱戴，最终奠定周朝八百年基业。法家学者则反驳，以秦朝统一六国的过程为例，指出正是凭借严格的法律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才实现了大一统。
这场儒法之争不仅局限于讲学大殿内，还蔓延到学宫的各个角落。学者们在研讨厅、藏书阁，甚至在日常的交流中，都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激烈讨论。双方都试图说服对方，同时也在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以应对对方的质疑。
在儒法激烈争论的同时，道家和墨家也积极参与到学术交流中，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
道家学者庄辛在一次讲学中深入阐述了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遵循自然规律，不过度干预百姓的生活。大秦历经多年战乱，百姓渴望和平与安宁。此时，君主应减少政令的颁布，让百姓自由发展生产，恢复经济。正如老子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可操之过急，频繁变动。”他的观点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深思，一些人认为道家的思想在大秦统一后的休养生息阶段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墨家学者则以兼爱非攻为核心，展示了墨家独特的思想魅力。墨家代表墨羽说道：“天下之乱，皆因人们不相爱。若人人都能做到兼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那么战争将不再发生，社会将变得和谐。”墨羽还带来了墨家的机关术展示，墨家制造的精巧机关器械，如能飞行的木鸢、威力巨大的连弩车等，让其他学者大开眼界。墨家不仅倡导和平的思想，还注重实际的技术创新，以实现非攻的目标。
道家和墨家的思想为学宫的学术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儒法两家的思想相互碰撞、相互补充，使学宫的学术氛围更加浓厚。
除了儒、法、道、墨四家，名家与纵横家的学者也在咸阳学宫中展现出独特的学术风采。
名家以擅长逻辑思辨而闻名。名家学者惠施的传人公孙龙，在学宫中提出了着名的“白马非马”论，引发了众多学者的热烈讨论。公孙龙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出发，详细阐述了“马”与“白马”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强调了逻辑思维的严谨性。虽然许多学者对这一观点持有不同看法，但公孙龙精彩的论证过程让大家领略到了名家逻辑思辨的魅力。他说道：“‘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通过这样的逻辑推理，公孙龙引导学者们深入思考概念的本质和逻辑关系，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纵横家学者则带来了他们的谋略智慧。纵横家代表苏秦的后人苏烈，在学宫中讲述纵横家的合纵连横之术。他以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外交斗争为例，分析了纵横家如何运用谋略和口才，在各国之间纵横捭阖，实现政治目的。苏烈说道：“纵横之术，在于洞察各国之利害关系，以巧妙的言辞和策略，或联合弱国以抗强国，或分化强国以自保。在当今大秦，虽已统一六国，但周边仍有匈奴等势力威胁，纵横之术仍可应用于外交，以维护大秦的利益。”苏烈的讲解让学者们对纵横家的谋略和外交智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为大秦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方向。
名家的逻辑思辨和纵横家的谋略探讨，丰富了咸阳学宫的学术内容，使学者们在不同的学术领域中相互学习、相互启发。
在咸阳学宫日复一日的学术交流中，不同学派之间的思想碰撞逐渐引发了文化融合的趋势。
儒家学者在与法家学者的辩论中，开始认识到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性。一些儒家学者提出，在推行仁政的基础上，可以借鉴法家的法律制度，使道德教化与法律约束相辅相成。例如，在制定法律时，可以融入儒家的道德观念，使法律更符合人性，更容易被百姓接受。
法家学者也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一些有益的元素。他们意识到，单纯依靠严刑峻法可能会引发社会矛盾，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可以为法家的法治理念提供补充。于是，部分法家学者开始思考如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体现对百姓的关怀，使法律更加人性化。
道家与墨家之间也产生了思想的交融。道家的顺应自然思想与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相通之处，都强调和谐与和平。道家的无为而治理念启发墨家思考如何在不通过战争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墨家的兼爱思想也让道家学者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有了新的认识，进一步丰富了道家的处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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