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朝中先是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上书言苏轼谤讪朝政，御史台检会送到所谓的“罪证”——《钱塘集》后，朝廷方下诏知谏院张璪及李定着手办理此案。
朝堂上方下诏，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罢免湖州知州，一家老小驱离官斋。
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李定上书的大意为：
湖州知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如今圣上新擢进的官员，大多与苏轼不合，所以说苏轼自度自己终不为朝廷所用，携怨怀怒，大加诋毁，还把这些个情绪形成了文字，使得世人共知。有的是燕幅之讥，有的是宝梁之比，讪上骂下，实为法所不宥。
在李定的眼里，苏轼共有四项当诛的罪过：
一是苏轼当初发布一些奇谈怪论时，圣上并没有追查是想让其改过，但他屡教不改、我行我素。
二是陛下已经给足了苏轼改过的机会，但是，那些大逆不道的傲悖之言，已经传播中外，造成的影响无法挽回。
三是苏轼所作的文章，虽然谈不上有什么道理，但是煽动性极强，足以鼓动流俗。此人不服陛下的教化，不遵循朝廷的法度，可谓是言伪而辩，行伪而坚。
四是苏轼熟读史传，难道不知道事君有礼，讪上者诛。陛下修明政事，他却因为一己之私，公然诋毁。
文末，李定很愤怒地总结道，如今正值新法推行，肇新百度，天下为之大变革之时，尚有苏轼之流虚名浮论，足以撼动众人，实在是该杀。
太子中允集贤校理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上书说：
苏轼的《谢上表》里，多有讥讽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颂；忠义之士，无不愤惋。自陛下新美法度以来，持有异论之人，自然不少。然而最多不过是作文发泄一番，或者只是阳奉阴违，坐观其变而已，至于像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上骂下，不具备人臣之节操者，到苏轼这里，没有人能望其项背了。
比如，陛下发青苗钱惠民，他就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他就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修水利，他就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严谨监禁，他就说“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以上诗句均出自《山村五绝》）
舒亶还说，苏轼这些胡言乱语，无一不是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历数历朝历代，君主们难免会有失徳之行，违道之政，而那些逆节不轨之臣，难道就可以为了证实其短而动摇人心吗？
希望陛下能体先王之义，动用治世之重典，将苏轼从重发落，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
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书说：
苏轼的《湖州谢上表》里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何正臣正是抓住了《湖州谢上表》中的那段话，从中大做文章，并给苏轼扣上了一个罪名：“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
何正臣继续说苏轼的坏话，他说，苏轼的人品有问题，哪里有个天灾他就说是新法闹的，哪里出现了饥荒他也说是新法闹的。而且还写诗文来攻击改革的新法，他的诗文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很大，他本人却还沾沾自喜。
面对御史台的李定、何正臣和舒亶等人的无端指控，苏轼究竟是怎么得罪他们了，非要把苏轼置于死地。
关于这个问题，若是从御史台的那帮人的身份来分析，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了。
自从王安石不再主持变法的事务，李定、何正臣和舒亶等人就成为了变法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宋神宗推进新法的坚定支持者。而苏轼却是一个保守派人士，他站在了反对推行新法的一边，御史台担心保守一派再次卷土重来，从而威胁到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
苏轼在当时的名声很大，朝廷中每次颁布一条新法，他都会召集一伙人，在背后对这条新法指指点点。因此，李定、何正臣等人之所以要拿苏轼开刀，还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然而，宋神宗可不是容易冲动的皇帝，他的脑子始终保持着清醒。在位十六年期间，他怀着一腔热血和政治抱负，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一件事情上面，那就是“实现富国强兵，摆脱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带着这个目的，宋神宗重用了王安石，让他具体负责实施变法。尽管此时的王安石已经不在朝堂，但宋神宗依然坚持把改革之路进行到底。
宋神宗认为，要想变法成功，就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重点是要维持政局的平衡。
所以，宋神宗一边积极推行变法，一边努力调解朝廷的政局平衡。意思就是说，若是改革一派太嚣张了，就偏向一点保守一派；若是保守一派的反对声太大，就多多支持一下改革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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