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高三的学习也变得越来越沉重，模拟不完的小考、大考、联考，应接不暇的试卷如洪水般倾涌过来，压的人喘不过气，
高三生的晚自习九点半才能下，他们回到家往往就得十点，因为谢同的缘故，妈妈是一定会给他们做饭的，但只要和杨安单独在一起，妈妈就会向她抱怨：
“干嘛非得跑校，在学校吃住不是更方便嘛，一回来我还得再起来给你们弄饭，你弟弟晚上也跟着睡不好觉，要只是你一个人回来，我也就不用费心了，你随便吃点东西对付一下就行，现在倒好真跟老妈子似了，还得伺候人家大少爷的吃喝拉撒……”
杨安不知该说什么，只能沉默，也许重组家庭就是这样，真心里总参杂着计较与算计，她突然间觉得很难过，心好似被什么扎到一样，她想可能她没那么需要关爱，只要有个容身之地就好，在哪里也无所谓，反正不会有人真的关心她想要什么。
好似从弟弟出生以后，妈妈所有的注意力就全集中在他身上，她们之间的对话只剩下“去把你弟弟衣服收起来，记得给他拍一下奶嗝，帮他换一下尿不湿，抱着他走一走……”
所有的内容只剩下这些具体而又琐碎的吩咐，明明妈妈就在身边，再也不像小时候那样，连一个电话都接不通，可为何却觉得彼此的心是如此的遥远。
她甚至有点嫉妒这个一出生就收获所有人关爱的弟弟，可小孩又懂得什么，他连自己的出生都控制不住，只会傻傻地朝她笑，想到这杨安心里那点阴暗的不平又慢慢淡去，只是对于谢同的愧疚又多了一点，她没法因为这些去怨恨自己的母亲。
也许大人都是天生的演员，嘴上说着一套，真正做起来又是另一套，无论在杨安面前如何抱怨，只要在面对谢同时，妈妈便又恢复贤惠的慈母像，连带杨安都要被撇在一边。
也许是习惯了被忽视，就如同小时候在其他亲戚家里，妈妈总是会通过贬低她，抬举别人家的小孩来作为同别人说话的谈资，杨安已经对于这种刻意的冷淡逐渐免疫。
而作为高中最后的一个寒假，也因为高三的缘故被缩短到七天，得等到除夕的前几天大家才能离校，正如没有哪个上班族愿意加班，也没有哪个学生愿意晚放假，所有人怨声载道，私下里骂着学校没人性。
唯一的好处就是没了高一高二的学生，食堂显得格外宽敞，再也不需要跑着去打饭，但想到人家早已放假，这点好处反倒像是在苦中作乐，更让杨安觉得失落的是，这短短的七天都要回谢叔叔老家，她完全找不到机会去见周明启。
越是年底，谢叔叔就越忙，常常要到深夜才能回到家，偶尔妈妈也需要跟着他往外跑。家里有时就只剩下杨安和谢同，年货一箱又一箱地搬进杂货间里，大扫除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街上四处都挂着各种彩灯稠绳，四眼望去尽是一片热闹喧嚣的景象，有政府帮扶的小市集就开在步行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密集到让人挪不开步，不时有锣鼓队在那边东吹一下西敲一下，年味也在这些活动的衬托下显得越来越足。
而自从杨安有记忆以来，过年对于她无异于一场漫长的凌迟，她不记得有哪一年是真真正正团团圆圆和和气气过完的，印象里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争执吵架，也许是因为碗筷的摆放位置不对，也许是因为借的钱还不上，也许是因为饭桌的菜色不够丰盛。
反正到最后总会以拳打脚踢鬼哭狼嚎而收场，等再大一点寄居在别人家时，过年就更是与她没有半分关系，新年衣服只能看别人穿，饭桌上稍微肉多点的菜最好去夹里面不太受欢迎的白菜萝卜，别人收红包时，她也最好识相点躲到远处，仿佛一切的热闹都对她避之不及。
等她终于可以和妈妈生活在一起时，妈妈却又不太顾得上她，那些打折促销卖不出去硬摆在外面的衣服，总会在妈妈的暗示下穿在她身上，金钱的拮据让这个寒酸的家庭蒙上一层又一层阴郁，可即便如此，她也觉得自在放松，哪怕年夜饭只是一碗多加了两颗蛋的火腿炒饭，她也会吃的津津有味。
因为她知道自己不用再漂泊了，只是倘若妈妈能再多和她说几句话就好了，也许是分开太久，两个同样受了伤的人已经没有力气再去安慰对方，杨安只能被妈妈打发去洗碗，然后隔着一个柜子听妈妈腻着嗓音同她不认识的叔叔嬉笑闲聊。
那时候她们租的房子很小，家里除了一个电饭锅，再没有任何一件像样的电器，邻居都在收看春节晚会，只有她缩在被子里强迫自己入睡，也幸亏放炮的声音足够大，大到可以遮盖妈妈打电话的声音，以至于她不用为了妈妈那罕见的只给陌生人的温柔而感到失落。
明明那样的日子离现在也不过一两年的时光，可现在想来却只觉得遥远，或许人就是有这样的劣根性，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好日子还没过多久就已经开始忘却过往，她笑着摇摇头把脑子里纷乱的回忆全部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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